【文/ 李巖、魏南枝】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于1996年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對于美國輸出其價值觀的態(tài)度。亨廷頓認為：西方價值不是普世價值。不僅如此，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還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危險的。此外，引起世界動蕩和全球沖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在于西方世界對于其他文明世界的干涉。

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反復強調“美國優(yōu)先”，反對承擔過多的國際義務。在其就職演說中，特朗普認為各個國家皆有將本國利益置于首位的權利，他一再宣稱美國未來不會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給任何人，但會努力讓它熠熠生輝，成為所有人效仿的榜樣。

特朗普對待“美國價值觀”的這一態(tài)度與亨廷頓有異曲同工之處。

特朗普不再輸出美國價值觀不是一句空話，與之相呼應的是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美國優(yōu)先”的策略：撤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呼吁制造產業(yè)回歸美國本土；力推嚴禁中東六國民眾入美的“禁穆令”；要求北約盟友增加美國駐軍的開支費用。特朗普還對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頻頻流露惺惺相惜之意，這與冷戰(zhàn)開始之后，美俄持續(xù)對立甚至敵視的態(tài)度大不相同。究其根本，美國國內和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是導致其全面“收縮”戰(zhàn)略部署的原因。

本文通過分析特朗普政府策略的具體表現(xiàn)，結合亨廷頓對于西方文明(主要指美國文明)的“診斷”，討論特朗普政府在對待美國價值觀問題上變化的原因，進而探討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戰(zhàn)略的實質及其影響。

（一）美國價值觀

約瑟夫·奈用“硬實力”(即經濟和軍事力量)和“軟實力”(即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來界定民族國家的兩種力量構成。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頗具吸引力，其他國家會更樂意跟隨其領導，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軟實力與硬實力的重要性不分伯仲。

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是美國不遺余力捍衛(wèi)和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主要內容。美國對其自由民主制度擁有強烈的自信，并將其視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逐步成為世界新的霸主。為了在全球范圍內維護和實現(xiàn)美國利益最大化，也為了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極力輸出自己的美式價值觀，這是美國實現(xiàn)其全球戰(zhàn)略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歷屆美國總統(tǒng)都把推行美國價值觀和制度視為自己崇高的職責，在重要場合都毫不掩飾地強調和標榜美式價值觀。羅斯?？偨y(tǒng)宣稱民主取代其他統(tǒng)治人民的方法；肯尼迪和里根也都先后做出過美國應確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以及讓美國成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的承諾。

冷戰(zhàn)之后，世界形成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在硬實力稱霸全球的基礎上，美國價值觀一度膨脹到極點。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出版了《歷史的終結》一書，宣稱歷史正在終結，終結人類意識形態(tài)和政府形式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這一制度將取得最終的勝利。

奧巴馬也把美國的成功歸結為美國人民對自己普世價值的忠誠，并宣稱要努力不懈地在世界范圍內推廣這些普世價值。美國雄厚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強大的軍事覆蓋能力是其向全球輸出價值觀的強有力的保障。美國通過新聞、電影、網絡等傳媒技術和渠道，宣傳其意識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并憑借強大的資金，建立和資助各種非政府組織等。

然而，在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講中，美國價值觀的核心詞匯出現(xiàn)的頻率微乎其微。演說臨近結尾才提到“自由”(freedom)一次，“民主”(democracy)和“人權”(human rights)就根本未提及。而且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鄭重承諾將不會把美國的生活方式強加于任何人身上。

（二）亨廷頓的“診斷”

特朗普拒絕輸出美國價值觀的態(tài)度，可謂美國政府當下的新轉向。但在50年前，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就已經建議不要強行輸出美國價值觀，并詳細“診斷”了美國文明出現(xiàn)的問題。

亨廷頓在“文明”范式的構架下，分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經濟、人口、軍事力量和文明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癥狀。他所得出的最終結論為西方文明已經顯示了衰敗的跡象，西方價值也不是普世價值?！拔鞣轿幕钠帐烙^念……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

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是“延緩西方的衰落”并“保持西方的團結”。然而正在衰弱的西方沒有足夠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塑造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重中之重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的獨特性。這一重任對于作為西方文明實力之首的美國而言是責無旁貸的。

亨廷頓在約瑟夫·奈的基礎上就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繼續(xù)闡述道：只有源于物質勝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才是有效的。換言之，只有根植于強大硬實力之上的軟實力才能成為真正的實力。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硬實力不僅提升本國人民的文化優(yōu)越感和文化自信心，更會對其他民族國家產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反之，硬實力的下降不僅使這種吸引和感召下降，還會導致自身的自我懷疑和認同危機。特朗普政府采取文化收縮和戰(zhàn)略收縮正是基于當前美國硬實力的下降所導致的內外交困的局面，具有明確的現(xiàn)實基礎。

二、美國“軟實力”衰弱的原因

（一）經濟基礎

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和發(fā)展造成了美國“硬實力”的相對衰弱。亨廷頓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西方社會展露出許多文明開始衰退的跡象。西方經濟的富裕程度遠遠超過其他任何文明，但相較之下，尤其是與東亞社會相比，西方社會的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很低。用于經濟建設和軍事力量發(fā)展的開支明顯落后于個人和集體的消費。

首先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為依據來判斷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從1980年至2016年，這一指數的波動幅度之大顯而易見。其中，GDP增長率的最大值為7.259(1984年)，最小值為負2.776(2009年)。自2009起，美國經濟在奧巴馬政府期間逐漸擺脫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但是和1999年的指數相比，GDP增長率還是相差甚遠。

截至2017年2月，美國國債鐘( National Debt Clock)數據顯示美國政府財務嚴重超支，債務已經高達19.97萬億美元，換言之，每個美國人身上背負著約6.2萬美元的債務。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的占比(GCF)可以作為評判投資率變化的依據。1980至2016年間，GCF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亦呈現(xiàn)出整體大幅跌降的態(tài)勢。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GCF所占比例平均值在22.5%左右，而2015年GCF所占比值為20.35%，遠未達到金融危機之前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