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點，中國就是一個世界，因為中國具有罕見的戰(zhàn)略縱深和地緣優(yōu)勢。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小國沒有戰(zhàn)略縱深，往往經不起風浪。這次疫情中我們看到，小國困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像中國這樣的洲際規(guī)模的大型國家，回旋余地大得多，特別是我們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文化傳統(tǒng)和制度安排，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面積都狹小，只有一方，沒有八方。即使國土面積比較大的國家，往往也沒有省與省之間互相幫助的文化傳統(tǒng)和制度安排。美國是州與州之間、聯(lián)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紛紛哄搶抗疫物資。

遼闊的國土使我們可以在超大規(guī)模的國土范圍內進行超前戰(zhàn)略布局，我們已經有了“西氣東輸”，高鐵“八縱八橫”，這些都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疫情暴發(fā)以來，我們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布局“新型基礎設施”，推動包括5G、工業(yè)互聯(lián)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現代軌道交通在內的一大批新基建項目，其中許多都會帶動很多產業(yè)和就業(yè)，影響中國乃至世界未來幾十年的發(fā)展。對于多數國家，產業(yè)升級往往意味著許多企業(yè)要遷往國外，而在中國，內部就可以進行許多產業(yè)轉移、升級和改造。

遼闊的疆土還意味著我們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地緣輻射力。這次疫情襲來，中國的外貿格局開始出現變化，與中國山水相依、文化相近，電子商務也比較便利的東南亞迅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一帶一路倡議得以實施也離不開長期推動的沿邊開放，離不開中國通過歐亞鐵路、高速公路、邊境貿易串聯(lián)起來許多國家，今天中國所有的鄰國、幾乎沒有例外，他們最大的貿易伙伴都是中國。

第三中國就是一個世界，還可以提供一種認識中國和世界的全新視角，采用西方話語和指標體系往往讀不懂中國。一個常見的問題，我稱之為“全國平均數”問題，就像天氣預告，“平均氣溫”困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你說今天新加坡氣溫30度，誰都相信，因為新加坡國土面積非常之小，大約是北京市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如果預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平均氣溫是攝氏30度，那大概只有氣象統(tǒng)計學上的意義了，對生活在中國不同地方的居民，他根本找不到感覺，因為中國橫跨從溫帶到熱帶的廣袤大地，氣侯類型多種多樣，從南到北，中國不同地方同一個季節(jié)的溫差可以在40度以上。所以我總覺得對于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來說，我們要超越西方指標體系，要進行指標體系的創(chuàng)新。

中國實在太大了，我們的經濟空間、社會空間、政治空間、文化空間、地理空間，與絕大多數國家的差別都太大了，規(guī)模和體量大到一定程度，是一種質的變化、是質的不同。這可以促使我們反思今天許多習以為常的觀念。比如，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通過人均GDP來比較不同國家的發(fā)展水平，實際上作為不同質的國家，這種過分簡約的方法，往往使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找不到感覺。畢竟體育比賽當中，像舉重比賽，要分一下輕量級和重量級，國與國的比賽，比舉重比賽要復雜千百倍，恐怕要在質和量方面先做個規(guī)范，否則有可能嚴重失真。

為此，在進行國際比較時，我一般建議至少列出兩個指標體系，一個是我們現在可能普遍使用的所謂國際化指標體系，這種指標體系往往是基于西方話語下產生的，另一個應該是我們原創(chuàng)的，能夠讓人找到感覺的，更能夠實事求是地反映中國或者世界的指標體系。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上個月我通過視頻參加了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辯論會，叫芒克辯論會，我和牛津大學資深學者蒂莫西·艾什教授進行一對一辯論，題目是“中國戰(zhàn)勝疫情證明中國模式優(yōu)于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模式”，我持正方，他持反方。艾什教授承認，美國、英國疫情防控不力，但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者這個模式，也可以比較好地對付疫情，他舉了幾個例子，新西蘭、韓國、德國、中國臺灣地區(qū)都比中國做得好。

我的回應是，中國自己就是一個世界，大約等于100個普通歐洲國家之和，所以要進行國際比較，你至少把中國分為兩個大的部分，一個是湖北、武漢，那里是突發(fā)的遭遇戰(zhàn)，屬于特殊情況。另一個是中國的其它地區(qū)、其它省份，他們與剛才講的很多國家地區(qū)更具可比性。比如，以死亡人數來比較，福建省遠遠好于臺灣省，1：7，浙江省遠遠好于韓國，1：282，上海遠遠好于新西蘭，1：22，廣東遠遠好于德國，8：9026，而且中國這些省份的人口都多于剛才您提到的這些國家和地區(qū)。新西蘭的人口只有上海的五分之一，德國是算歐洲表現相當好的國家，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但德國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六分之一，它的死亡人數不僅遠遠高于廣東，而且是整個中國的將近兩倍。

如果有了“中國就是一個世界”的概念，我們不僅可以深化自己對中國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也能更好地幫助外部世界更為準確地了解中國。我自己也經常比較上海和紐約，如果你用我們很多人都喜歡用的人均GDP，紐約比上海至少高4倍。但你換一個指標體系，比方“三合一”指標，家庭中位凈資產、人均預期壽命、社會治安水平，上海大幅領先紐約。所以關鍵是，原創(chuàng)的中國標準是多數中國人、多數上海市民更加關心的指標，也是更實事求是的指標。中國已經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眼光、視角和自己原創(chuàng)的指標體系來看待中國和世界，否則往往會既讀不懂自己，也讀不懂外部世界。

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今年2月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候有個講話，至少從我個人角度來看，他某種意義上就是從“中國就是一個世界”的視角來看華為的全球布局。他說不同國家基于自己的考慮，有權決定選擇在哪些國家、哪些地方布置自己的網絡，這在歷史上是很正常的事情；華為在4G這個領域內，并不是要進入所有國家華為的5G也不是要進入所有的國家。比如，在深圳邊上有個城市叫廣州，廣州移動都沒有選擇華為的4G設備。再比如澳大利亞的市場還不如廣州移動大，新西蘭的市場還不如我老家益陽大，所以華為連廣州移動都沒有提供產品，少幾個國家是無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