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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偉僅僅只是個人，他的新“中國崩潰論”從學理上看也確實十分膚淺，甚至缺乏必要邏輯，但撬動起來的思潮與社會心理卻十分強大。這類原來的溫和派轉(zhuǎn)變成的“對華新保守派”，對美國主流民意與決策層的影響很大。久而久之，可能讓美國三十年來對華相對友好的基本政策發(fā)生逆轉(zhuǎn)，其后果不容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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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與轉(zhuǎn)型過程中，需要的不是口號式的政治動員，而是知識界的自我啟蒙。作為一個后發(fā)國家，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yè)主義水準遠遠落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他們熱衷的主義和口號雖然聽起來調(diào)子很高，但對于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卻并無多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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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鳳凰財經(jīng)峰會午餐會上，蕭功秦、秦暉、榮劍、許成鋼、吳思等學者圍繞“新權威主義”展開討論。本文為蕭功秦與王占陽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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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推薦的書，為讀者呈現(xiàn)了西方民主制度、市場制度、法制制度、公民社會如何由強轉(zhuǎn)弱的過程，并認為這種退化也是西方今天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蕭功秦在薦書時，突出了改革家的悲劇，并聯(lián)系到他本人所說的“薄殼效應”。邊芹推薦的書為何被法國主流媒體封殺？江南推薦的書都與中國歷史有關，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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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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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7 15:39:00
《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它確實值得你收藏并閱讀。一般人比較關注的是第六與第七章，其中披露的斯大林檔案中的血腥事實，會讓你目瞪口呆，但我更看重的是第三至五章。只要有你有足夠的思維穿透力，你會看到，一個傳統(tǒng)集權制國家改革是多么困難，斯托雷平這樣的改革家的悲劇與我所說的“薄殼效應”有多么密切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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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波新權威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1.0版本，那么，習近平新政，可以理解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新權威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習近平代表著中國新權威主義的黃金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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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環(huán)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做客觀察者網(wǎng)，分享其近30年的媒體心得。演講結束后蕭功秦教授就中國媒體的道路與立場提問胡錫進。左的與右的民粹主義如何反思？廣場式的煽情政治如何防止？中國社會輿論場分裂，劃線成為趨勢？有影響的報紙沒有中間派？學者與媒體人的頭腦風暴第一波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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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領導者》雜志總第53期（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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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住在一個中國朋友家里，他家兩口都是大學里的辦事員。他們給我算了一筆賬，奧巴馬上臺后，他們家在高額稅收的壓力下，生活已經(jīng)接近于貧民階層了。實際上，西方福利民粹主義的“大鍋飯”已經(jīng)以另一種形式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從表面上看，美國還不錯，但從長遠來看，美國走向衰落已經(jīng)成為基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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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戊戌變法115周年，新浪歷史特邀請五位歷史學家，共話戊戌變法的成敗得失，還原115年前那場變法前后的權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個時代、那些人的故事，來指引我們對百年來中國政治變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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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tài)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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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社會上許多不滿情緒，一開始與知識分子鼓吹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tài)并無多少關系，而只是大量城市年輕人在個人命運上受到打擊，無法發(fā)泄的表現(xiàn)，正如許多國家現(xiàn)代化歷史所表明的，在危機爆發(fā)后，左的激進革命話語，或右的自由主義革命話語，往往客觀上為憤青的絕望情緒提供了發(fā)泄的暢通渠道。一旦青年人覺得自己的積怨與宣泄在意識形態(tài)話語中獲得了意義升華，他們就會從非理性的對某種價值信念的鐘情，轉(zhuǎn)變?yōu)椤袄硇浴睂用娴恼J同，進而成為左右激進主義的信奉者。正因為如此，每當社會危機與矛盾使越來越多的青年受到人生挫折，左右激進主義就有了急劇膨脹的天賜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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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國的民粹主義將會泛濫？首先，從歷史上看，從全能主義體制轉(zhuǎn)變過來的威權社會，一般而言，是社會自治組織程度最為低下，民眾中自治能力最為薄弱，公民的妥協(xié)性文化習慣最為缺乏的社會，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來的“強政府-弱社會”體制下，公民社會與自治組織并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無法對原子化的社會大眾進行組織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參與的功能。換言之，這類社會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缺乏多元主義因素與傳統(tǒng)，來發(fā)揮國家之外微觀多元整合的功能。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是一種由高高在上的威權官僚與無組織的、原子化的個人構成的社會。歷史上的法國、德國、俄國，尤其是中國都具有這種類型的近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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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屬于“強國家-弱社會”體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大動員能力來發(fā)揮其稅收潛力，來實現(xiàn)強化行政力量的目標，而民間社會對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據(jù)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脹的因素，從1995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的預算內(nèi)財政收入累計翻了10倍，而城鎮(zhèn)居民收入只增長2.2倍，農(nóng)民收入只增長1.7倍。另一組數(shù)據(jù)是，國力增加21%，而行政費用卻增加了27%。眾所周知，當今政府的巨額“三公”消費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不滿。河南某貧困縣，只有20個職工的審計局的新辦公樓居然有3000平方米，該局每人可分到200米的住宅作為家屬樓。這樣的事實可以說是不勝枚舉，說明政府部門是權力壟斷與高稅收的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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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從根本上說，就是基于人類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與信息知識的有限性，通過試錯反彈來找到通往中國現(xiàn)代化的路徑的經(jīng)驗主義思想。他與烏托邦主義進行了根本的決裂，他擺脫了教條主義思維，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與建構理性主義傳統(tǒng)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務實的經(jīng)驗主義思維的道路上來了。鄧小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最深切理解“試錯”對于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講話中表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有多種辦法，可以留一條尾巴，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鄧小平是從試錯反彈的方式，擺脫教條主義的建構理性主義的先驅(qū)者與思想開拓者。他的思維方式更接近經(jīng)驗主義，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具體目標也是可以不斷在實踐中修正的，不斷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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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崩潰以后，辛亥革命志士們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議會政治，由于中國社會內(nèi)部缺乏適應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各種社會、經(jīng)濟、文化條件的支持，難以起到有效整合社會的作用，從此無窮的黨爭與走馬燈式的內(nèi)閣危機層出不窮。1916年，袁世凱死后，全面搬用發(fā)達西方國家多黨民主的“臨時約法”再次恢復，這就再次回到多黨競爭的議會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爭進一步引發(fā)了激烈的黨爭與張勛復辟，并進一步導致北洋軍閥混戰(zhàn)，此后中國陷入的五代十國式的碎片化狀態(tài)。從宏觀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來的議會政治，是二十世紀初期碎片化時期大災難的開端，而這正是漫不經(jīng)心的激進自由主義實驗失敗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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