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學派的興起

達爾本人論述中有關抽簽的部分一般都很簡短，但我們不應由此得出結論，抽簽在他思想中無關緊要。一批曾在耶魯大學學習、工作過的人后來成為抽簽的倡導者，這不完全是偶然的，恐怕都直接或間接受到過達爾的影響。

例如，曾于20世紀70年代在耶魯大學求學的詹姆斯·費希金成為商議式民調的主要推動者。在1991年出版的《民主與商議：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一書中，他頗具創(chuàng)意地提出了一種“商議式民調”；這種民調與普通民調的相同之處是從人口中抽取統(tǒng)計上具有代表性樣本；不同之處是，被抽簽出來的人要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商議），之后才對他們進行調查，其意見可以作為政策建議。

換句話說，商議式民調就是抽簽與商議的結合物。¹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現(xiàn)在，費希金已在這方面出版了好幾本書與很多文章，從規(guī)范與實證的角度闡述商議式民調的可行性、可欲性。²

與費希金一樣，伊森·里布從本科到政治學博士學位都是在耶魯大學獲得的。里布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美國的商議民主：有關設立第四權的建議》。這里所謂第四權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再設立一種不受金錢、權勢影響的民眾權，它由525位經過分層隨機抽簽的個人組成。

該書十分詳細地解釋了第四權的構成、運作方式，它與其它三權的關系。費希金的構想中，抽簽產生的機構只有建議功能，而里布構想中的第四權則享有立法功能。³

另一位從耶魯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的學者，凱文·奧利里于2006年出版了《拯救民主：在美國實現(xiàn)真正代表制的方案》一書，他的構想同樣新穎、大膽。他建議，在美國國會的435個選區(qū)，分別建立435個民眾大會（Assemblies）；每個民眾大會由在當地選民中隨機抽取的100位公民組成；它們將就本地、國內和國際主要政策議題進行辯論與商討。這43500位居住在全國各地的人構成“人民院”（People’s House），可對參、眾兩院的立法進行否決，也可提出法案供參、眾兩院考慮。

奧利里的設想受到不少人的好評，包括他在耶魯大學求學時的老師羅杰·史密斯（Rogers Smith），其評語是：“說到美國政治，一個巨大的丑惡現(xiàn)實是，雖然我們在海外販賣民主，沒幾個美國人奢想可以影響他們自己的政府。也許，現(xiàn)實只能如此。也許，在一個三億人的國度，只能由精英統(tǒng)治，民主至多只能偶爾把幾個無賴趕下臺。但是，越來越多勇敢的思想家與行動家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奧利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⁴

還有一些人雖然不曾在耶魯大學求學，但在那里的工作經歷也讓他們對抽簽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本人于20世紀的最后十年在該校的政治學系工作時，曾與達爾有過不少接觸。從曼寧1997年出版的書中，⁵ 我第一次了解到抽簽在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為此，我專門約達爾見面，希望聽聽他對抽簽的看法?，F(xiàn)在回想起來，沒有那次對談，也許我根本不會有編這本文集的計劃。

現(xiàn)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約翰·麥考米克曾在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工作過五年。在2011年出版的《馬基雅維利式民主》最后一章，他筆鋒一轉，開始設想如何改造美國現(xiàn)有的代議民主制。他提議，成立一個類似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保民院，由51名不富有、無官職、年齡超過21歲的普通公民組成，經抽簽產生，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不得重復擔任。

保民院是授薪職，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六個小時；雇主必須為其成員保留原有工作。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研究、討論聯(lián)邦政府事務；它可以邀請學者、專家提供相關背景信息；它有權以多數表決方式否決國會立法、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可以召集全民公投；如果51票中有38票以上贊成，保民官在其一年任期內有權對現(xiàn)任聯(lián)邦官員啟動彈劾程序。⁶

現(xiàn)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的法國人海倫·蘭德摩爾對抽簽作用的解釋頗有新意。

耶魯學派出品的“奴隸制三部曲”

她于2013年出版了《民主的理由：政治、集體智慧與多數統(tǒng)治》，為的是給民主提供一個認識論基礎。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幾個腦瓜比一個腦瓜好”(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與中國體現(xiàn)民間智慧的成語“人多智廣”、“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如出一轍。蘭德摩爾的新書力圖論證，這就是民主的認識論基礎。⁷ 除了這本書以外，她還發(fā)表了一批論文（包括本文集所收的兩篇論文），試圖從認識論角度為用抽簽方式挑選人民代表提供了支持論據。⁸

有意思的是，蘭德摩爾這方面的思考受到一位在芝加哥洛約拉大學財務系任教的華裔教授的影響。從那位教授兩篇論文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是什么吸引了蘭德摩爾：一篇是“異質主體的問題解決”； ⁹ 另一篇是“不同類型問題解決者組合可以超越強能力問題解決者組合”。

這兩篇論文證明，解決問題時，重要的是參與者的多樣性、異質性，而不是參與者個體的能力。這就從根本上消解了對抽簽的疑慮，因為不少人對抽簽有保留的理由是，抽出來的人不如選出來的人聰明。而抽簽產生的組合肯定比選舉產生的組合更具多樣性、異質性。¹⁰

如果說抽簽只是達爾理論體系中一環(huán)的話，在他的學生與年輕同事那里，抽簽已是他們論述的重心。

由于這么多在耶魯大學學習或工作過的人從事與抽簽相關的研究，有人稱他們已形成了一個“民主改革的耶魯學派”，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通過不同途徑共同推動抽簽在政治中的運用，如達爾“微眾”、費希金的“商議式民調”、里布的“第四權”、奧利里的“人民院”、麥考米克的“保民院”、蘭德摩爾的“集體智慧”。¹¹

其實，自達爾出版《革命之后》起，世界各地學者對抽簽的研究興趣越來越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所謂“耶魯學派”只不過是一簇比較引人注目的浪花而已。

世紀之交的轉折

在達爾之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抽簽進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學者，而是經濟學者、¹²歷史學者、¹³ 統(tǒng)計學者、¹⁴ 決策學者，¹⁵ 且這些研究基本上是純學術性的，不涉及對現(xiàn)有政治體制的改革。

唯一由政治學者撰寫的書呼吁美國人不再參與毫無意義的選舉，投身于一場憲制革命：取消參、眾兩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國會；國會議員的50-60%應由隨機抽取，其余40-50%的議員仍由選舉產生。¹⁶ 這是比達爾更為激進的主張；也許正因為如此，這本印制粗糙的書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幾乎被人忘卻了。¹⁷  

盡管如此，這本書可以看作發(fā)出了八十年代的先聲。在接下來的八十年代，情況的確發(fā)生了變化。幾位思路開闊的人士不約而同地提出，應該用抽簽替代或補充票選。

一位是從天主教教士轉化為社會主義者的澳大利亞哲學家約翰·本黑姆， ¹⁸他于1981年發(fā)表了兩篇題為“統(tǒng)計民主”的文章，歷數票選的弊端，建議用隨機抽簽的方式構建決策機構。  ¹⁹

幾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書，標題是《民主是可能的嗎？選舉政治的出路》，更系統(tǒng)地鼓吹抽簽，并把這種在統(tǒng)計意義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稱為“抽簽民主”（Demarchy）。²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