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關于市場效率的有效見解演變成了一種具有信仰性質的東西，反對國家干預不是基于經驗觀察，而成了一種處事原則。放松管制降低了機票價格和卡車運輸成本，但也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當時金融危機被應用于金融領域）。即使是在自然壟斷的情況下，如市政供水或電信系統(tǒng)，也推動了私有化，導致了墨西哥電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公共壟斷轉變?yōu)?a href="http://dosane.com/internation/2020_02_19_537280.shtml" target="_blank">私人壟斷。或許最重要的是，貿易理論的基本觀點，即自由貿易為有關各方帶來更高的財富，忽視了進一步的見解，即這一點總體正確，而且大部分個體將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傷害。從1980年代開始，全球和區(qū)域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談判使工作和投資從富裕的民主國家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缺乏公共部門的資源和關注，導致從教育、衛(wèi)生到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不足。

欠費遭斷電數(shù)月后，美國62歲男子凍死家中  視頻截圖

其結果是，到了2010年，世界總收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xiàn)象也急劇增長。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出現(xiàn)了一小部分寡頭，即億萬富翁，他們可以通過游說和購買媒體資產的方式，將自己的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權力。全球化使他們能夠輕易地將資金轉移到安全的司法管轄區(qū)，使國家的稅收匱乏，并讓監(jiān)管變得非常困難。全球化還導致了移徙相關規(guī)則的自由化。在許多西方國家，外國出生的人口開始增加，在敘利亞內戰(zhàn)等危機的推動下，100多萬難民涌入歐洲。所有這些都為民粹主義的反應鋪平了道路，2016年英國的脫歐投票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當選，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

第二種對自由主義在過去幾十年演變的不滿，植根于它的根基。自由主義故意調低了政治的視野：一個自由的國家不會告訴你如何過你的生活，也不會告訴你美好的生活是什么；你如何追求幸福取決于你自己。這就在自由社會的核心中產生了真空，這個真空通常被消費主義、流行文化或其他不一定導致人類繁榮的隨機活動所填補。這是（主要來自）一幫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批評，包括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索拉布·艾哈邁里（Sohrab Ahmari）、阿德里安·韋爾梅勒（Adrian Vermeule）和其他人，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給任何有更深層道德承諾的人提供了“杯水車薪（thin gruel）”。

這使我們陷入更深層次的不滿。自由主義理論，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圍繞著個人和他們的權利而建立的，而政治體系保護著他們自主做出這些選擇的能力。事實上，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社會合作的產生僅僅是因為理性的個體認為與其他個體合作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在保守的知識分子中，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說得最為透徹，他認為，正是由于這種個人主義的前提，并將個人自主性神圣化，超越了所有其他東西的存在，才使整個方法存在嚴重缺陷。因此，對他來說，整個以洛克式個人主義原則（Lockean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s）為基礎的美國計劃是錯誤的。對他來說，人不是主要的自治個體，而是深刻的社會化的人，他們的義務和與一系列社會結構的聯(lián)系，從家庭到親屬群體再到國家。

在西方啟蒙運動之前，這種對人性的社會理解被大多數(shù)思想家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生命科學的大量最新研究也支持了這一點，這些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就是社會生物：我們身上許多最顯著的官能，引導我們在不同規(guī)模和類型的團隊中相互合作。這種合作并不一定源于理性的計算；它是由諸如驕傲、內疚、羞恥和憤怒等加強社會聯(lián)系的情感能力所支持的。人類幾千年來所獲得的成功，讓我們的物種完全主宰了它的自然棲息地，這與遵循引導社會合作的準則的能力有關。

相比之下，自由經濟和政治理論中所推崇的個人主義是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出現(xiàn)的一種偶然發(fā)展。它的歷史是漫長而復雜的，但它起源于中世紀早期天主教會制定的繼承規(guī)則，這種規(guī)則破壞了日耳曼部落社會的擴展親屬關系網絡。個人主義在促進市場資本主義方面的作用上，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如果個人不受親屬義務和其他社會網絡的約束，市場的效率會更高。但這種個人主義總是與人類的社會傾向相抵觸。在某些其他非西方的社會，如印度或阿拉伯世界的人，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這種情況，在那里，親屬、種姓或種族關系仍然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

這些意見對當代自由社會的影響是直截了當?shù)?。這些社會的成員希望有機會以多種方式相互聯(lián)系：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族裔或種族群體的成員、某一地區(qū)的居民或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信徒。這些群體的成員身份賦予他們的生活意義和內涵，這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所不能做到的。

許多右翼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低估了民族和傳統(tǒng)的民族認同：因此，維克托·歐爾班斷言，匈牙利的民族認同是建立在匈牙利民族和維護匈牙利傳統(tǒng)價值觀和文化習俗的基礎上的。新的民族主義者，如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將國家地位和民族文化視為社區(qū)的號召力，他們哀嘆自由主義對宗教承諾的消解作用，渴望更濃厚的社區(qū)意識和共同價值觀，并以服務于社區(qū)的美德為基礎。

左派也有類似的不滿情緒。法律面前的法律平等并不意味著人們在實踐中會得到平等的待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反同性戀偏見都持續(xù)存在于自由社會中，而這些不公正已經成為人們可以動員起來的身份。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出現(xiàn)了一系列社會運動，首先是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促進婦女、土著人民、殘疾人、LGBT社區(qū)等權利的運動。在消除社會不公正方面取得的進展越多，剩余的不公正似乎就越不可容忍，因此，在道義上動員起來糾正這些不公正現(xiàn)象是必須的。左翼的抱怨在實質上不同，但在結構上與右翼相似：自由社會不足以根除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因此政治必須超越自由主義。而且，與右翼一樣，進步人士希望在這種情況下，與遭受類似侮辱的人交往，從而獲得更深層次的聯(lián)系以及個人滿足感。

自由主義社會中這種團結的本能和共同道德生活的貧乏，使得全球政治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轉向了認同政治，遠離了20世紀晚期的自由世界秩序。像寬容和個人自由這樣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在被否定時最為珍貴：生活在殘酷獨裁統(tǒng)治下的人們想要簡單的自由，自由地說話、結社和崇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社會的生活變得理所當然，其共享社區(qū)的感覺似乎很淡薄。因此，在美國，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爭論越來越多地圍繞著身份認同，特別是種族認同問題，而不是圍繞經濟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在經濟中的適當作用的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自由主義未能充分解決的，這涉及公民身份和權利的界限。自由主義的前提傾向于普遍主義：自由主義者擔心人權，而不僅僅是英國人、美國白人或其他受限制階層的權利。但是，權利是由領土管轄權有限的國家保護和執(zhí)行的，誰有資格成為有投票權的公民？這成為了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一些移民權利的倡導者主張移民的普遍人權，但這在幾乎每一個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都是政治上的障礙。目前，政治共同體的邊界問題是通過歷史先例和政治爭論相結合來解決的，而不是基于任何明確的自由主義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