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眾所周知，在習慣用各種借口對他國進行武裝干涉的西方國家中，德國鑒于自己在兩次大戰(zhàn)中不光彩的歷史，的確一直不愿意像英法那樣打頭陣，更多是提供后勤保障、情報搜集和資金援助，但對“摧毀后”的重建卻是一直非常熱衷的。

所以，德國一些媒體也來對中國致力于戰(zhàn)后重建的所謂“動機”品頭論足，真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德國如何被綁上美國在阿富汗的“戰(zhàn)車”

歷史上，阿富汗被稱為“帝國墳場”。

19世紀，與俄羅斯在中亞進行“大博弈”的大英帝國兩次征戰(zhàn)阿富汗。第一次，英軍全軍覆沒，只剩布萊登醫(yī)生（Dr. Brydon）一人回到賈拉拉巴德；第二次，英國雖然獲得了阿富汗的外交權，但英軍同樣損失慘重。直到一戰(zhàn)后的第三次英阿戰(zhàn)爭（1919）中，英國才成功確立了阿富汗與英屬印度之間的“杜蘭線”（Durand Line）。

1979年，蘇聯也試圖控制阿富汗。結果，進去容易出來難，這次原本計劃3個月就結束的行動最后拖成長達9年的“持久戰(zhàn)”。這一錯誤決策甚至被認為是蘇聯由盛轉衰以致最終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美國發(fā)動的這場針對阿富汗的“反恐戰(zhàn)爭”（War on Terror）又是如何開始的呢？德國又是如何上了這輛趕赴“墳場”的戰(zhàn)車的呢？

二十年前，人類剛進入21世紀，當時的世界和德國與今天完全不同：

政治上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社民黨總理施羅德，喜歡口叼雪茄煙來展示自己的躊躇滿志；新任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被西方視為俄民主化進程的“希望之星”；處于“韜光養(yǎng)晦”階段的中國在戰(zhàn)略上尚未引起歐美的真正“關注”；薩達姆·侯賽因、卡扎非、穆巴拉克等中東強人在國內的地位貌似穩(wěn)如泰山；土耳其正在努力親近歐盟，把“入盟”視為自己的主要國策；歐元還是個透著“稚嫩和無辜”的貨幣 “新生兒”；剛當上基民盟（CDU）主席的默克爾普遍被認為只是個“過渡性的、隨時會下臺”的“可笑人物”；沒有多少人真正重視所謂的“氣候變化”問題；手機也不過是個可以發(fā)發(fā)短信的“新鮮物件兒”；有些政治學家們正迫不及待地認定西方是歷史的最終贏家……

2001年的科爾與默克爾，圖片來源：jumpradio.de

就在西方高歌一統(tǒng)天下的“主旋律”時，一串被歐美政府和公眾“忽略不計”的音符正在穆斯林世界逐漸匯成低沉的“副旋律”。

上世紀八十年代得到美國支持并在阿富汗經過抗蘇戰(zhàn)爭淬煉的本·拉登（Bin Laden）及“基地組織”（Al-Qaida），在“庫特布主義”（Qutbism）的影響下，逐步把斗爭矛頭轉向歐美國家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播。

2001年9月11日，十幾個瘋狂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機，其中兩架撞塌象征資本力量的紐約世貿大樓，另一架撞向美國軍事指揮中心五角大樓，最后一架若不是機組人員和部分乘客的反抗，難保不會在政治中心華盛頓造成巨大傷亡。

這是二戰(zhàn)后美國本土首次遭到如此規(guī)模的攻擊。

“9.11”恐襲改變了美國，改變了北大西洋關系，也改變了世界。

事發(fā)后第二天，北約理事會首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宣布啟動“集體防衛(wèi)”條款，10月4日正式形成決議。

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der）在第一時間代表德國政府向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表示愿提供“無限支持”（uneingeschr?nkte Solidarit?t），用中文來說就是：愿為朋友“兩肋插刀”。

10月9日，他在訪問華盛頓時重申將以“實際行動”來兌現這份承諾。

根據法規(guī)，德國軍隊的任何對外行動，都必須經過聯邦議會（Bundestag）的批準，因此，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亦被稱為“國會軍”（Parlamentsarmee）。

施羅德向議會保證，行動將是短暫的和有針對性的。用他的話來說，“無論是執(zhí)行的任務還是地點以及時間，都是一次有限的行動?！钡⒉恢溃~出這一步之后對德國最終將意味著什么，更沒想到原本計劃只是6個月的“反恐使命”最后會演變成一次長達20年的軍事介入。

實際上，當時左翼政府中的“紅綠”兩黨存在不小的分歧。為了得到議會中其他政黨的支持，施羅德將11月16日的聯邦議會表決與對他本人的“信任案”捆綁在一起。結果，議會以微弱多數批準德國派遣“小批”特種部隊（100人左右）參加美軍在阿富汗清剿恐怖組織的所謂“持久自由”軍事行動（Enduring Freedom - OEF）。

這次行動因“過度使用暴力”（unverh?ltnism??iger Gewaltanwendung）遭到廣大阿富汗民眾的抵制和反抗，也引發(fā)了德國國內輿論的分歧和爭論。

圣誕節(jié)前兩天（12月22日），聯邦議會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1386、1383、1387等決議，就國防軍加入“駐阿富汗國際援助部隊”（ISAF）進行表決。在581名議員中，主要來自紅綠兩黨、聯盟黨和自民黨的538名投了贊成票，35張反對票主要來自左翼黨的前身——民社黨（PDS），8票棄權。

從這個表決結果可以看出，ISAF“維和使命”之所以能得到德國政界的支持，因為它基于聯合國決議，比較“名正言順”；其次，與此前的OEF“追兇行動”相比，它沒有那么“血腥”，主要任務不再是純軍事意義上的“反恐”，而是扶持阿富汗過渡政府和穩(wěn)定該國政局。

施羅德2002年訪問阿富汗，圖片來源：http://www.garbsenreport.de

頭一年（2002），“維和使命”主要集中在阿富汗首都及其周邊地區(qū)。德國媒體呈現的畫面也充滿“和平性”：聯邦部隊的軍車在喀布爾大街上巡邏，幫助當地老百姓挖水井，建學校等。

盡管如此，施羅德開始信誓旦旦宣布的“有限行動”在延長，而且看不到頭，這讓高舉“和平主義”大旗的“紅綠”政府相當糾結。畢竟，“9.11”之后的群情激昂漸漸退去，恐襲的直接影響有所淡化。

2002年3月6日，兩名德國士兵在喀布爾拆彈時不幸犧牲。這讓德國公眾真正意識到阿富汗“使命”的危險性。這一年又逢德國大選，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發(fā)“政治地震”，更別說自己的士兵在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丟掉性命了。而且，當時的德國經濟持續(xù)低迷，厭戰(zhàn)和反戰(zhàn)的德國人更關心自己的福祉。

與此同時，“9.11”之后本來就打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時開戰(zhàn)的美國政府，開始把目光從阿富汗轉向薩達姆·侯賽因，一意孤行地要推動并擴大“無限反恐”戰(zhàn)爭。對此，國際輿論異議不少，西方盟國中也出現嚴重的分歧。

在那兩名德國士兵陣亡后，施羅德表示不會參加美國主導的、沒有聯合國授權的伊拉克軍事行動。同年夏天，競選中的他表示“德國道路”是美國“好戰(zhàn)”的另一個選項，稱德國是“和平之邦”。

就這樣，開始高調宣布要為盟友“兩肋插刀”的施羅德，在阿富汗插了第一刀之后，最終在軍事干涉伊拉克問題上沒再插第二刀。他的政府已意識到，被美國不斷拖進戰(zhàn)爭泥潭必將在國內失去民心，并嚴重影響他的連任以及經濟和福利改革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