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倫敦是否準備好，都將迎來一位來自勞工階級的穆斯林市長。

當地時間5日,英國工黨候選人薩迪克·汗（Sadiq Khan）在倫敦市長選舉中擊敗了保守黨的扎克·古德史密斯（Zac Goldsmith）等其他4名不同黨派候選人，成為倫敦有史以來第一位當選的穆斯林市長。

這次倫敦市長選舉也創(chuàng)下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達到45.6%。此前最高的一次是2008年45.3%。薩迪克·汗獲得超過115萬張選票。位于第二的古德史密斯獲得了超過91萬張選票。

移民勞工階層走出的穆斯林市長

這位穆斯林新市長不僅來自移民群體，也是典型的勞工階級。45年前，薩迪克·汗在Tooting的圣喬治醫(yī)院出生了。薩迪克·汗的父親1960年代移民英國，靠開巴士為生，母親在家縫補衣服補貼家用。英國作家John Berger曾這樣評論20世紀中葉的歐洲勞工進口狀況：“被輸入的不是移民工，而是機械維修工具、清潔用品、挖土機、鉆扣機、水泥攪拌器等等。要從勞動工具重新變回人（丈夫、父親、公民、愛國者……），移民工只能回家，回到那個他們窮盡所有拼命逃離的，沒有未來的家”。（摘自《歐洲移民工：第七種人（A Seventh Man）》，1975年出版）

Tooting區(qū)是倫敦多元文化的一個縮影。近一半人口為移民或移民后裔。5.2%來自巴基斯坦，4.3%來自印度，2.1%來自愛爾蘭，1.7%來自斯里蘭卡，1.7%來自索馬里，1.7%來自菲律賓，1.6％來自南美，1.3％來自牙買加……

和英國右派媒體所影射的“英國已經全面穆斯林化了，如果不加防范，未來你的小孩也將是穆斯林”有不少出入——即使是像Tooting這樣，外來人口占半數的街區(qū)，穆斯林人口也只占20.7%，遠遠低于占40.2%的基督徒。此外，還有8.1%的印度教徒，0.8%的佛教徒，0.2%的猶太教徒以及21.4%的無神論者。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想把自己變成一座孤島上的國王，讓所有人臣服于一種觀念，一種政治理想或一種宗教，無異于為自己修建一座與世隔離的瘋人院。

Tooting區(qū)內的教堂和地鐵站，略帶拜占庭風格的建筑凸顯了該地區(qū)的文化多元化。

薩迪克·汗就是在這樣的多元文化下長大的，不單他，所有的倫敦人都享受著類似的成長環(huán)境——當然，對英國第一黨（Britain Frist）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說，這樣的環(huán)境大概就是“煉獄”了。

薩迪克·汗一家人住在當時英國政府為低收入勞工提供的廉租房里。他有七個兄弟姊妹，其中有七個擁有大學學位，第八個是位成功的技師。他說：“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巴士司機而感到羞恥，但是他希望我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卑藗€孩子的勞工家庭，日子當然過得很拮據。這種成長經歷是他的對手，出生于威斯敏斯特醫(yī)院，小學就讀于國王學校，父親是億萬富翁的富二代戈登史密斯所難以理解的。

獲勝原因：不是身份，而是政策

因為薩迪克·汗是一位穆斯林，讓大多數人將他獲勝的原因聚焦于他的特殊身份，但薩迪克·汗提出的更符合勞工階級的、接地氣的政治綱領和解決方案，或許才是他以壓倒性優(yōu)勢獲勝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工黨領袖科爾賓在去年黨內選舉中獲勝，讓萎靡多年的工黨重振雄風，也為薩迪克·汗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帶來了大量年輕人和勞動階層的選票。

值得一提的是薩迪克·汗這二十年間始終為之奮斗的住房政策。

在Ernest Bevin綜合公立學校畢業(yè)后，薩迪克·汗考入倫敦大學，畢業(yè)后成為人權律師。二十出頭，他出入歐洲人權法院，英國上議院和上訴法院，倡議反對種族歧視。他很早就加入工黨，年僅23歲，便被選為Tooting地區(qū)的工黨領袖。在1994年到2006年任期之間，他成為Tooting工薪階級的代言人，為“工薪階層也能住得起倫敦的房子”這一“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戰(zhàn)斗不息。

薩迪克·汗出身基層，競選過程中不忘打造親民的形象。

對倫敦人來說，住房問題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是微薄的收入和高漲的房價之間難以撲滅的、日日升騰的烽火硝煙。比平均生活收入水平（注：不是平均收入）高兩倍的倫敦工薪階層仍面臨著買不起房，永世為房租作奴的慘況，就不要說低于平均生活收入水平的那19%（2014.5.National Statistic）了。全職倫敦工薪階層每周收入約為517英鎊，月收入不夠支付倫敦市中心的房租，一個月有兩到三周的時間在苦逼地為一套郊區(qū)兩居室的房租打工。

在撒切爾時代就開始發(fā)跡的房東階層是高房租的受益者，他們低價買下政府大量出售的“廉租房”并用以出租，租金再投資房產，房產再生租金，如此循環(huán)。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薩迪克·汗多年來一直挑戰(zhàn)的，不是房價，而是富人和房東階層的道德底線，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道德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