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jīng)制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nóng)業(yè)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zhàn)士俸祿又賑濟了北方饑民。

初創(chuàng)的宏觀調控亦有缺陷。鹽鐵官營中，公營器物的規(guī)格經(jīng)常不合私用；均輸平準中，官吏經(jīng)常亂征收物產(chǎn)³⁶；告緡制度中，為了征收高利貸和投機商的財產(chǎn)稅，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運動。桑弘羊在晚年承認政策初衷與官僚執(zhí)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雖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還干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nóng)中丞），就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³⁷。羅馬也有公地制度，即從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jié)能力。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征發(fā)了六十萬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shù)以億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nóng)。”沒有這個基礎，東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

一個巨商之子為何如此執(zhí)著地為貧民分土地，為朝廷開西域？因為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老年之后，在鹽鐵會議上舌戰(zhàn)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和儒家經(jīng)典。自劉徹開始從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后，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被樵夫舟子恥笑。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chǎn)生不出這批發(fā)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氣。他不認為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³⁸。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山東的水患，投入到了“經(jīng)營天下”。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系，是根本無法實現(xiàn)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永恒的話題——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yè)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中國的商道一開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chǎn)生西方式企業(yè)家。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yè)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自由經(jīng)濟能否徹底脫離國家主權？這些問題，中國兩千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時，羅馬的頭號巨商是與凱撒、龐培齊名的“前三頭”之一克拉蘇。

克拉蘇的致富方法是，利用羅馬沒有消防隊，自己成立了一個500人的私人奴隸消防隊。誰家的房子著火了，他就帶人堵在門口要求廉價收購房產(chǎn)。如果房主答應，他就滅火。如果不答應，就任由其燒光。等房主不得已將房子低價賣給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價租給原來的苦主居住。就這樣，他空手套白狼，買下了大半個羅馬城。他還經(jīng)營著羅馬最大的奴隸販賣生意，從意大利的種植園，到西班牙的銀礦，到處都是他賣出去的奴隸。他死后的遺產(chǎn)，相當于羅馬國庫的全年收入。

他從政后的慷慨同樣驚人。他拿出財產(chǎn)的十分之一辦慶典，給每個羅馬公民發(fā)三個月生活費。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輕松競選成功，與龐培一起任命為聯(lián)合執(zhí)政官。

克拉蘇有一句名言：不能武裝一個軍團，就不配叫做富人。他死于率領羅馬軍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zhàn)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滿羅馬風范。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羅馬的潛規(guī)則是，誰打下新行省，誰就有權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財富。但他沒有成功，帕提亞騎兵砍下了他的頭顱，向里面灌滿了黃金。

克拉蘇這類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xiàn)。其發(fā)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說當政治領袖。而在羅馬，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武裝起一支軍隊，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搞定更多選票，都可以。

近代以來，總有人認為明末才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yè)精神似乎是儒家農(nóng)業(yè)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實則不是。中國的商業(yè)精神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鹽鐵會議上提出的，商業(yè)亦可立國（“富國何必本農(nóng)，足民何必井田”）。他認為，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貨，讓農(nóng)、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還說，國家沒能讓人民富裕，不是因為道德問題，而是因為工商業(yè)不發(fā)達。“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边@些來源于戰(zhàn)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jié)財富，用貨幣塑造價格，用利益機制來引導社會行為，反對以行政手段強制管束。這些思想是非?，F(xiàn)代的。我們經(jīng)常低估了先賢的價值。中國最終沒有發(fā)展出資本主義經(jīng)濟，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沒有工商文明的種子。

第五章 羅馬帝國

（一）上層與基層

西漢王朝滅亡時（公元8年），羅馬帝國剛剛開始。創(chuàng)建羅馬帝國的屋大維，和劉徹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屋大維雕像（圖源：搜狐網(wǎng)）

他們都是天才少年。劉徹17歲即位，23歲同時開始立儒學打匈奴，49歲前兩件事都完成。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制度建設³⁹。

他們都是復雜的人。劉徹的歷史評價在窮兵黷武和雄才大略之間擺動了2000年。說他是儒家，他行事卻像法家；說他是法家，他又沒有退回秦制；說他愛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國。

屋大維也充滿矛盾。他與巨頭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與元老殘黨合作，消滅了巨頭。他保留共和國的形式，卻變更其內在邏輯，雖稱元首，實為皇帝。他身兼多個文職，從執(zhí)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長，但18萬羅馬軍隊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沒有建立明確的繼承制度，但王朝最終還是在家族內傳承。

屋大維和劉徹之復雜，在于羅馬與秦漢都是超大規(guī)模政治體。在草創(chuàng)之初，要整合這樣廣闊復雜的疆域，任何單一的理論、制度、安排都不足為憑。

屋大維和劉徹的治國思路，也是英雄所見略同。除官僚、軍隊、稅吏制度外，屋大維也很重視國家意識形態(tài)，強調對家庭、國家和本土神靈的忠誠與責任。就像劉徹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維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維吉爾仿照希臘的荷馬史詩，創(chuàng)作了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構建了“羅馬民族”的認同；李維寫了《羅馬自建城以來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義；賀拉斯的《諷喻詩》，號召社會回歸對家國的責任感。

而兩人的路徑與結果大不一樣。

屋大維建立了文官系統(tǒng)。為了克服財閥對政治的破壞性，他大膽吸納財閥進入文官體系（稅務官），真正實現(xiàn)了西塞羅的“貴族與財閥共天下”。與之相比，漢朝的文官路線則是求取基層寒士。錢穆說，漢代是第一個“平民精神”王朝⁴⁰。

羅馬帝國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沒有建立一桿子插到底的基層政權。行省之下無官僚，下面是一堆擁有自治權的王國、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運行。羅馬派遣一個總督和若干財務官，掌管稅收、軍事與司法，對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務和文化教育則一概不管，也不承擔公共經(jīng)費。地方領袖對當?shù)厥聞蘸苡邪l(fā)言權，總督經(jīng)常按照地方實力派的愿望作決斷。地方的城市建設和文化活動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錢。在中央政權衰落之后，這些地方實力派就此轉化為蠻族王國之下的封建地主，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獨立的，誰收稅都一樣。英國學者芬納將羅馬帝國稱為“由眾多自治市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控股公司”⁴¹。

歸根結底，羅馬的治國思路是只管上層，不管基層。羅馬帝國，只是環(huán)地中海的上層精英大聯(lián)合，基層群眾從來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談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學者所言，羅馬帝國文明有著無比豐富和復雜的上層建筑，經(jīng)濟基礎卻是粗陋和簡樸的“奴隸制大莊園”⁴²。文化基礎也如此。羅馬的行省中，只有貴族、官僚能說拉丁語，基層群眾基本上不會拉丁文。高盧和西班牙并入羅馬300年后，農(nóng)民們還在說自己的凱爾特語。屋大維苦心建構的“羅馬民族認同”，隨著拉丁語僅停留在貴族圈里，從未抵達基層。一旦上層崩盤，基層人民就各自發(fā)展，把羅馬拋到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