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講一帶一路，但關于一帶一路的基本知識一定要講清楚，特別是一路——絲綢之路，中國向西開拓的道路在歷代是不同的：漢代的絲綢之路集中于天山的南北兩路，張騫走的是北疆的天山，漢武帝征大宛，走的是南疆的天山，還有一條路，處于塔里木盆地的南側(cè)，在興都庫什山與喀喇昆侖山有一個狹長的地帶——所謂“瓦罕走廊”。穿過瓦罕走廊西去，這是高僧法顯走過的道路，也是玄奘取經(jīng)的道路，高仙芝輕騎滅小勃律國，重開絲路，就是指穿越瓦罕走廊這條路。這條路，現(xiàn)在處于塔吉克斯坦與巴基斯坦之間，把阿富汗的巴達赫尚省和新疆連接起來，唐代后期以來，傳統(tǒng)的絲綢之路就開始北移，而元以后則集中在準噶爾盆地的南北兩側(cè)——這是一條不斷從沙漠高山地區(qū)，向草原綠洲北移的道路。

大唐vs阿拉伯，怛羅斯之戰(zhàn)

我說宋代與歷代中國完全不同，那就是它與“一路”完全沒有關系，宋代把祖宗的江山基本上都丟了，不但再也看不到玉門關，連河西走廊都丟了，宋代的中國是小中國。

當然，宋代因為科舉正式確立，讀書人是多了，但是，科舉的目的，基本上講就是為了升官發(fā)財，歷史證明，就是那個士大夫官僚階級，誤了中國的大事。

觀察者網(wǎng)：在本書中，您頻繁引用了柳宗元的《封建論》，認為他對秦漢以降中古史對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論述是高屋建瓴的。以柳宗元的《封建論》為標志，之前的治理體系是“謀發(fā)展”，之后是“求安穩(wěn)”。這樣一個二元治理模式，后來越來越傾向以后者壓倒前者。您可否具體闡述一下，為何古代中國在宋元之后沒有跳出官僚階級本身吞噬公權(quán)力的怪圈？

韓毓海：王夫之《宋論》說，宋之得天下，不是以德、以功，而是憑僥幸，因此，它對于事功和有能力者是排斥的，怕的就是他們“顛倒威?！?，“行不測之權(quán)”，這就是帝王之私。宋代立國的出發(fā)點，當然有糾正漢唐發(fā)展帶來的問題的初衷在里面，但是，正如葉適所指出的那樣，一個制度的合法性，不能僅僅靠“糾偏”而獲得，用他的話說，宋代的問題，恰在于“矯失以為得，必喪其得”。因為求安穩(wěn)，就把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人才給徹底束縛住了。

當然，這里也有一個世界大勢的問題。最近，我們的領導人在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上致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斷，就是提出“中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作為世界上的兩大文明，都有過苦難和輝煌”，“從這兩大文明再擴展到東西方文明的比較，進行追本溯源的比較研究，可以加深文明對世界歷史與現(xiàn)實的認識”。

怎么理解這個重要的論斷呢？首先必須認識到：地中海文明與中華文明一樣，有著不同的發(fā)展階段，而在不同的階段，文明的地域中心不同，就地中海文明而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是以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為中心的，公元前1000年，是以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為中心的，前1000年-前350年，希伯來、波斯和希臘文明實現(xiàn)了軸心突破，是以伊朗和希臘文明為核心的，公元前350年-公元500年，是以希臘-羅馬文明為中心，公元500-1500年，是以阿拉伯-伊斯蘭為中心的，公元1500年之后，才逐漸確立起西歐文明的中心地位。

中華文明也是這樣，中唐之前，中國的發(fā)展方向是面向歐亞大陸，即立足于漢之武、昭、宣時代開拓經(jīng)營的河西走廊，一路向西。那個時代，地中海文明與我們中華文明的聯(lián)系，主要是通過波斯。中唐之后，歐亞大陸上的“三股勢力”日漸形成壯大，這三股勢力分別是：突厥、波斯和伊斯蘭，從此千年以降，就是這三股勢力在統(tǒng)治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再加上蒙古的崛起，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之間的對話與聯(lián)系，是通過突厥、阿拉伯、伊斯蘭和蒙古，宋代完全沒有能力與這些世界力量競爭，喪失了與地中海文明之間的聯(lián)系，這就是宋代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河西走廊不再是開放的前哨，生產(chǎn)力乃至人才資源開始轉(zhuǎn)往東南沿海。

河西走廊

兩宋以來近400年間，歐亞大陸上的交往基本上是中斷的。由于喪失了這一重要發(fā)展空間，大量的生產(chǎn)力、人才和資本只能堆積在東南方向。這些能量如果沒有出口，往往會通過暴力的方式發(fā)泄。這必然造成內(nèi)部紛爭與殺伐，使中國重回安史之亂乃至戰(zhàn)國之亂。

面對挑戰(zhàn)，宋朝致力于通過制度的調(diào)節(jié)，把內(nèi)部能量逐步化解，以達到穩(wěn)定的目的。其中的一大貢獻就是，科舉制度在宋代完全確立。正是科舉制度，使郡縣國家的治理者明確下來了，那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士大夫官僚。

宋的生存空間那么小，科舉造成的官僚又空前的多，設官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安排人，根本不是為了做事，這種官僚主義一定要壞大事的。

觀察者網(wǎng)：論及宋明清三代“中國治理能力下降”這一議題的時候，您認為宋明理學作為一種“中國意識形態(tài)”，掩蓋的中國農(nóng)村的基本社會關系，即鄉(xiāng)紳與農(nóng)民的真正生產(chǎn)關系。但是您又肯定陸九淵和王陽明之“心學”一脈主觀上要統(tǒng)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全面評價宋明理學的歷史地位？

韓毓海：首先，現(xiàn)代中國與以西歐為核心的地中海文明的對話，主要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當然，一開始的馬克思主義是經(jīng)過斯拉夫文明即蘇聯(lián)改造的馬克思主義。

其次，宋明理學與陸王心學完全不是一回事。近代以來，正是那種力圖把宋明理學包裝成德國古典哲學的思潮，使得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主要是毛澤東同志從馬克思主義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fā)，對于宋明理學和德國古典哲學進行了雙重批判，毛澤東同志的一系列光輝文獻，一方面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重申了馬克思對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批判，即從政治經(jīng)濟學角度批判德國古典哲學，更從這個角度批判現(xiàn)代中國的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批判中共黨內(nèi)的教條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一方面，毛澤東同志把王陽明的“明明德”和陸九淵的“親民”，發(fā)展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全面批判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以宋明理學為招牌，對于中華文明的歪曲，從而在這種雙重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立足于土地關系，全面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zhì)，為偉大的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王陽明畫像

中國共產(chǎn)黨人是中華文明最優(yōu)秀成分的繼承者，但是，我們不是宋明理學的繼承者，因為宋明理學的繼承者是蔣介石。

蔣介石與毛澤東有什么區(qū)別？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有什么區(qū)別？《中國之命運》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新民主主義論》有什么區(qū)別？這個問題需要搞清楚，如果連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我們今天究竟拿什么去教育青年，我們怎樣去培養(yǎng)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