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司法程序

“家暴案件沒有婚姻冷靜期的說法?！倍嗝茉L者篤定地說。那在類似“被家暴多年沒能判離”的相關輿情中，民眾何以產生“家暴不判離”的印象呢？

“因為法官是沒法了解客觀事實的，只能通過法律事實斷案，那就是看證據(jù)?！?

一方面，如果原告不能證明法定離婚理由充分（如家暴重婚、吸毒、賭博等），被告又不同意離婚，法院首次判決可能不會判離，受害者需等待6個月后再次起訴?！吧婕冶┌讣e證難，很多法官斷案時都覺得自己分裂了——他/她在經驗、邏輯鏈和情感上覺得這是家暴案件，但法庭證據(jù)又不足以按家暴判。”

另一方面，不同法官對家暴問題的認知不同，裁判標準也不統(tǒng)一。同時，家事審判工作考核不合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家事法官的工作能動性和熱情。因此，基層實踐中，涉家暴離婚案件首判離婚率較低。

“確定是家暴的，當庭就會判離。難的就是那種似是而非的情況?！倍鵀榱吮Ｗo疑似受害者不在程序期間再次受到侵害，或者“在判離當天，兩人見面后被侵害”等惡性事件，一些地區(qū)積極探索各種方式進行“物理隔離”。

比如，相較于傳統(tǒng)辦案方式，寧波大嵩法庭采用“微法院庭審”，安排被告線下庭審，原告在法務工作者的陪同下在家中線上庭審。再如，成都金牛區(qū)在涉家暴案件辦案期間，將受害者安排進社區(qū)短期工作和生活。此外，多地針對傳統(tǒng)線下庭審案件，加大了法警值庭，采取庭審后安排原被告分批錯峰離開等措施，減少原被告接觸的機會。

2020年，廣西男子林某持刀帶汽油去法院離婚，當場揚言調解完就殺掉妻子。公安機關將其帶走進行調查，并作出拘留15日的決定。圖為法警從其包里搜出的刀具。 微信公眾號“河池中院”

（3）訴后執(zhí)行

2016年推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是保護遭受家庭暴力人員的強有力司法措施?！耙驗樽约簺]有經濟實力或雙方財產糾葛太深，一些家暴案件的受害者選擇暫時‘離婚不離家’。法院為其簽發(fā)人身安全保護令，禁止另一方出現(xiàn)毆打、騷擾、跟蹤等行為?！?

11月25日，最高法和全國婦聯(lián)聯(lián)合發(fā)布的“被告人王某輝拒不執(zhí)行裁定案”正是典型：王某輝與妻子王某某在離婚后仍共同居住，法院為妻子簽發(fā)人身安全保護令。此后，王某輝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生效裁定拒不執(zhí)行且情節(jié)嚴重，法院進一步對王某輝以拒不執(zhí)行裁定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這些年，做得好的地區(qū)扎實推進“一令一書”，即人身安全保護令和《離婚證明書》?！峨x婚證明書》為當事人離婚后的戶籍信息修改、子女入學、再婚登記等事宜提供了便利，并隱去了當事人案件隱私，以期消弭受害者思想負擔。

但施行至今，受害者主動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比例并不高。一位司法社工告訴我：“有次我告訴受害者可以申請人身保護令，她反過來問我‘我真的可以這么做嗎？會不會很丟人？’因為她的認知水平根本無法理解法律條文，又受到‘男尊女卑’思想影響，覺得自己不應該為難丈夫。”

此外，法律規(guī)定遭受家庭暴力的當事人可在離婚時提出賠償，但更多當事人只想早點撇得干干凈凈，“甚至有部分經濟條件好的受害者，會主動提出給施害者一筆錢去外地安置，只求對方不要糾纏”。

同時，受限于資源和力量，即使裁定了，很多地區(qū)人身保護令的執(zhí)行也很艱難。“法院內部沒有專門司法資源來負責執(zhí)行保護，那么是由義務審判庭的法官執(zhí)行還是執(zhí)行局執(zhí)行呢？或者由協(xié)助部門比如公安、村委會或居委會執(zhí)行？但誰又能做到千日防賊呢？”

（4）社會支持力量

近年，“媽媽崗”一詞在社會治理工作者中迅速“躥紅”?！皨寢實彙笔侵肝{法定勞動年齡內對12周歲以下兒童負有撫養(yǎng)義務的婦女就業(yè)的崗位。其工作時間、管理模式相對靈活，起到帶動育兒期婦女就業(yè)和安置婦女的作用。

“除了為家庭主婦創(chuàng)造就業(yè)環(huán)境，在涉家暴案件中，這也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支持工作?！币幻鐣卫砺?lián)席部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我們市暫時還沒有成規(guī)模的‘媽媽崗’，想保護受害者時，通常是將受害者安置在各社區(qū)進行技能培訓和提供短期工作，為受害者賦能，讓她有逃離施害者的能力。”

此前，北京、廣東、河北、青島等地均進行了“媽媽崗”相關探索，效果很好。但就如前面提及的“社會基層治理五大員”模式一般，做得好的地區(qū)，還是一線及個別城市。這不僅有來自“財政情況”、“企業(yè)意愿”、“個體能力及觀念差異”等方面的壓力，同時最廣大受害者分布的農村或“重男輕女”重災區(qū)，受害者往往根本沒有法律意識尋求幫助，當?shù)匾矝]有足夠的社會支持系統(tǒng)來維護受害者權益。

總而言之，基層公檢法和民政、婦聯(lián)等社會治理部門在處理涉家暴案件時，常常面臨著界定模糊、證據(jù)收集困難、司法程序復雜以及社會支持不足等困難。這些問題共同作用，使得涉家暴案件充滿了復雜性和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