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去年一月底爆發(fā)疫情以來，德國兩大公共電視臺的主要政治訪談節(jié)目的內容千篇一律，幾乎只有一個話題，那就是“新冠病毒“。到上周末以前，惟有兩個例外：1）圍繞美國大選以及沖擊國會事件，2）德國基民盟（CDU）選舉新的黨主席。

上周末（4月11日），觀眾和選民終于“盼來”了另一個新話題：聯(lián)盟黨（Union）下屆“總理候選人”（Kanzlerkandidat）。

在德國，每個參加競選的政黨都能提出自己的“首席候選人”（Spitzenkandidat），但只有有望擔綱組閣的政黨，如聯(lián)盟黨、社民黨（SPD）和綠黨（die Grünen），其首席候選人才被稱為“總理候選人”。

這次爭奪聯(lián)盟黨“總理候選人”的雙方可謂旗鼓相當：一位是基民盟主席、現(xiàn)任北威州州長拉舍特（Armin Laschet），另一位是基社盟主席、現(xiàn)任巴伐利亞州州長索德爾（Markus S?der）。

拉舍特，圖片來源：wiki

索德爾，圖片來源：wiki

聯(lián)盟黨這次之所以要推舉新的總理候選人，是因為默克爾在兩年前不僅辭去了黨主席一職，還宣布本屆任期結束后徹底退出政壇。

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fā)后，基民盟主席的她與基社盟主席的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之間出現(xiàn)難以調和的政見分歧。聯(lián)盟黨內部的重大嫌隙是導致默克爾2018年10月作出上述決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眾所周知，默克爾是德國的政治“長青樹”。她在任內經歷了兩位基民盟黨主席和五位總干事、八位社民黨主席、兩位天主教教宗、四位美國和法國總統(tǒng)以及五位英國首相。如果下屆政府組閣順利，也就是不像上屆那樣“難產”的話，默克爾的總理任期16年，與科爾相同；如果按照政府的屆數(shù)看的話，科爾共領導了五屆，默克爾四屆；如果按任期的天數(shù)算，默克爾有望超過科爾。

按照德國的選舉制度，對總理的任期沒有限制，這樣能確保政治的延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以德國和意大利為例：德國二戰(zhàn)后立國（1949）至今72年，僅產生了8位總理；而意大利從1946年至今75年，卻“涌現(xiàn)”了29位總理。

因此，默克爾退出政壇的決定不僅給基民盟和聯(lián)盟黨帶來了不小的“后遺癥”，也對德國的內外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既是“姐妹”，亦為“對手”

基民盟（CDU）/基社盟（CSU）是德國戰(zhàn)敗投降后不久在西部占領區(qū)內先后成立的兩個獨立政黨。當時，德國尚處于被占狀態(tài)，本土政黨的活動大多局限在各個占領區(qū)內，要形成跨區(qū)的全國性政黨阻力很大。但是，西部占領區(qū)內帶有基督教色彩的大小政黨并未放棄聯(lián)合的打算。

1948年，基社盟做出決定：立足巴伐利亞，政黨活動雖僅限于該州，但并非單純的“地方黨”；基民盟則聯(lián)合其他基督教政治組織組成統(tǒng)一的政黨，活動范圍涵蓋巴伐利亞以外的西德其他各州。1949年，基民盟和基社盟在聯(lián)邦議會中形成共同的議會黨團。

由于兩黨的黨名中均含有“基督教”（Chritlich）和“聯(lián)盟”（Union）這兩個字，所以，兩黨組合后也被稱為“基督教聯(lián)盟黨”，簡稱“聯(lián)盟黨”（Unionspartei），俗稱“姐妹黨”（Schwesterpartei）。兩黨特殊的結構（活動范圍、黨部分布和黨員數(shù)量）決定了各自在聯(lián)盟中的地位：基民盟是“大姐”，基社盟是“小妹”。

兩黨的關系雖然密切，但“姐妹鬩墻”其實由來已久。每次矛盾激化一般都是妹妹個性過強、“野心”過大造成的：科爾（Helmut Kohl）和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之間的矛盾如是，默克爾和澤霍費爾之爭亦復如是。

政治宿敵：科爾和施特勞斯（資料圖）

2018年的“默澤之爭”給兩黨造成的隔閡與創(chuàng)傷經過兩年多的修復剛有好轉，但隨著2021“超級選舉年”（Superwahljahr）的到來，內斗似乎再現(xiàn)端倪，兩黨再次進入“惡循環(huán)期”。

默克爾宣布提前交出黨內權柄后基本不再介入黨務；接班人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有負眾望，當選一年后即宣布辭職。由于疫情的原因，基民盟新的黨魁（拉舍特）直到今年1月底才產生。

從目前情況看，北威州基民盟雖然是黨內最大的地方黨部，但這不代表一切盡在拉舍特的掌控之中，相反，他的地位還非常不穩(wěn)，但這不影響他進入總理府的決心。

基社盟的情形略有不同：澤霍費爾下臺后，繼任者是能力很強的“少壯派”索德爾。他擔任基民盟黨魁已兩年有余，自己的人脈早已鋪好，所以，在時間上看，他比拉舍特占據優(yōu)勢。關鍵是，他在整個抗疫過程中出鏡率很高，其果敢的作風引起全國的關注，并得到了很多德國人的認可。雖然他一再表示“自己的位置在巴伐利亞”，但幾乎無人相信他真的沒有進軍柏林的“野心”。

果然，鑒于黨內外的呼聲和壓力，拉舍特和索德爾無法再閃爍其詞。一周前（4月11日），兩人在進行了長時間的私下交流后終于走到臺前，宣布了一個“不是結果的結果”。

之所以說“結果”，是因為兩人都認為彼此有能力擔任總理一職，并都表示有意出來當聯(lián)盟黨的總理候選人；之所以說“不是結果”，是因為兩人并未決定由誰來擔綱。這就為眼下新一輪的內斗埋下了伏筆。

“K”問題——聯(lián)盟黨的政治“痼疾”

“總理候選人”問題（Kanzlerkandidatur-Frage），簡稱“K”問題，是相關政黨黨內以及全社會和媒體關注的問題。社民黨和綠黨的總候選人產生過程也值得玩味，但本文集中關注聯(lián)盟黨目前遇到的“K”窘境。

理論上說，基民盟和基社盟共同的“首席候選人”（Spitzenkandidat）可以有以下幾個產生方式：1）“和諧型”，即兩黨主席友好協(xié)商，共推候選人。2）“傳統(tǒng)型”，即“大姐”有優(yōu)先權，但在黨內意見不統(tǒng)一或無人可推的情況下，也可主動把機會讓給“小妹”。3）“逆序型”，即在“大姐”積弱、“小妹”強勢的情況下，后者挑戰(zhàn)前者的“優(yōu)先權”。

根據歷史經驗，如果是第一第二種類型，首席候選人的產生往往比較順利。如果是第三種情況，聯(lián)盟黨內的“內訌”就很難避免，因為雙方至今依然沒有一個有傳承和固定的程序模式可循。

也就是說，兩黨可以各自通過不同的途徑產生候選人，譬如，通過黨的最高機構——聯(lián)邦執(zhí)行委員會（Parteivortand）和主席團（Pr?sidium）——， 或特別黨代會（Sonderparteitag），或干脆通過全黨“公投”。但是，這樣產生的結果都只是一黨的決定，并無法順理成章地形成兩黨共同的候選人。這是第三種情況下每次必定出現(xiàn)“亂局”的根本原因所在。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