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篇文章當中，李大釗更是直言：“我主張的新亞細亞主義，是為反抗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而倡的，不是為怕歐美人用勢力來壓迫亞洲民族而倡的。我們因為受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壓迫，我們才要揭起新亞細亞主義的大旗，為亞洲民族解放的運動。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步，是對內(nèi)的，不是對外的；是對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不是對歐、美的排亞主義的?！?

近藤邦康曾以民眾作為帝制時期被統(tǒng)治的客體，如何經(jīng)由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論述而逐步轉(zhuǎn)化為革命主體為線索，來分析李大釗與晚清思想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其實李大釗在分析“新中華民族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之關系時，也延續(xù)并發(fā)揚了晚清思想中的相關議題。章太炎在1907年曾發(fā)起創(chuàng)辦“亞洲和親會”，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而中國在其中的意義，便是作為一個亞洲的大國，“幸得獨立，則足以為亞洲屏蔽，十數(shù)鄰封，因是得無受陵暴”。

章太炎

換言之，章太炎所構想的亞洲區(qū)域體系，是要在各殖民地與被帝國主義壓迫國家擺脫這種不平等的支配關系并各自獨立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全新的、平等的政治格局。章太炎希望中國的反清革命在其中能起到示范作用，從而帶動周邊地區(qū)的反帝運動。此外，他認為“中華民國”的“中華”，代表了特定疆域內(nèi)創(chuàng)建各種政治與社會治理的制度，以及不斷實踐與完善這套制度的人，“中華”是對這一歷史過程的承認與概括。正是擁有了數(shù)千年豐富的生產(chǎn)、交往與組織經(jīng)驗，“歷史民族”才有可能成為具有自覺政治意識的“政治民族”?？梢哉f，李大釗關于“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進一步繼承、延續(xù)了章太炎對“中華民國”的性質(zhì)與意義的分析，深化了清末革命的時代主題。

前文談到，李大釗認為踐行“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最主要力量是中國的青年，“新中華民族主義”逐步實現(xiàn)的過程，也正是新的政治主體誕生、成熟的過程，這也是“新中華民族主義”之所以“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此基礎上，李大釗設想中國青年在從事更新中華的事業(yè)的同時，也應成為“新亞細亞主義”的重要參與者：

亞細亞的青年，就該打破種族和國家的界限，把那強者階級給我們造下的嫌怨、隔閡，一概拋去，一概沖開，打出一道光明，使我們親愛的兄弟們，在真實的光輝之下，開誠心，布公道，商量一個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個共同改造的運動，斷不可再受那些特權階級的愚弄、挑撥、隔閡、遮蔽。中華的青年應該和全亞細亞的青年聯(lián)成一大同盟，本著全亞改造的方針，發(fā)起一聯(lián)合大運動。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強調(diào)：

我們的“少年中國”觀，決不是要把中國這個國家，作少年的舞臺，去在列國競爭場里爭個勝負，乃是要把中國這個地域，當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們居住這個地域的少年朋友們下手改造，以盡我們對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責任。

梁啟超認為：“我國人向來不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而謂必須有更高級之團體焉，為一切國家所宗主，是即所謂天下也。換言之，則我中國人之思想，謂政治之為物，非以一國之安寧幸福為究竟目的，而實以人類全體之安寧幸福為究竟目的?！痹诘谝淮问澜绱髴?zhàn)鏖戰(zhàn)正酣之際，嚴復就預測：“歐戰(zhàn)告終之后，不但列國之局將大變更，乃至哲學、政法、理財、國際、宗教、教育，皆將大受影響?！碑敃r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都期待一戰(zhàn)能一掃19世紀列強爭霸之慘狀，為締造全球大同式的世界主義制造條件。與很多人一樣，李大釗在當時也對世界主義心向往之。他呼吁：“我們現(xiàn)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的家國、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障、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边@一點表面上確實呈現(xiàn)出與“新中華民族主義”之間的“兩歧性”。但如果分析“新中華民族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即二者都旨在打破舊有的、不合理的束縛與壓迫，突破不平等的內(nèi)外體系，向往通過新的政治主體來實現(xiàn)新的聯(lián)合形式，那么我們便可看到，從中國自身的視角出發(fā)，“新中華民族主義”堪稱塑造一個新世界的起點，可以“打出一道光明”，提供了想象一種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而非苦惱于一廂情愿地把西方當成“世界”，但后者卻并未把中國視為其中一員，因此只能淪為中西之間邊緣人的窘境。因此，李大釗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具有不少共通的理想與價值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