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王睿】

出于反制臺灣當局“去中國化”課綱的用意，島上輿論近來熱議風靡全臺的清宮劇，宣稱那是“去中解藥”。這里衍生的一個問題是，在教科書上的缺漏，通過影視劇能不能、或能多大程度地彌補這種缺漏所造成的認知偏差？

日殖經(jīng)驗下的野臺戲與中國認同

清朝割讓臺灣以后，日本殖民主義現(xiàn)代化來到臺灣，與之對抗的是前清遺老式的傳統(tǒng)漢文教育，后者在日殖末期轉入地下化。特別是漢文書房遭到日殖當局有計劃地撲滅以后，有別于殖民體系下的現(xiàn)代化公學校教育，那些忠孝節(jié)義的傳統(tǒng)元素，卻通過歌仔戲和布袋戲一類的野臺式傳播，而奇跡似地在庶民的日常生活中留存下來。

作家鄭鴻生認為，這是臺灣光復后有別于日殖世代的新生代，能夠接受國府民族精神教育的一個內因?！?】從這樣來看，以庶民大眾為訴求對象的戲劇演出，確實能一定程度地彌補日殖教育“去中國化”的闕漏。

雖然其后的兩岸分斷體制，讓“反共”元素影響民族精神教育的完整性，埋下“臺獨化”政治的近因；但民間戲劇所傳承的中國意識和歷史記憶，仍然是一部份臺灣人的人格成分，超越了政治壁壘的阻隔。臺灣知名的歌仔戲演員楊麗花說：“出來演歌仔戲就是為了保留忠孝節(jié)義，忠孝節(jié)義是一定要的，做人如不知人情義理、飲水思源，那就不是中國人了?！笨梢暈橐粋€典型的例子。

臺灣著名歌仔戲演員楊麗花

不過，戲劇表演所能起到的作用，畢竟和學校教育的影響不同。盡管在國家體制下，教科書和影視劇往往是國家意志或形態(tài)的反映，但因為意志養(yǎng)成階段和訴求對象的性質不同，教科書的觀點要求統(tǒng)一，而影視劇的內容則容許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換句話說，教科書的目的在于打造國民意志，而影視劇的用途在于疏導庶民情思，這就像是國歌和流行歌的關系。而且，后者不能違反前者的底線，歷來除了改朝換代之外，只有影視劇和流行歌曲被禁，而不聞教科書或國歌被禁，就是這個道理。

日殖時代的臺灣民間戲劇，雖然能隱秘地傳承中國意識和歷史記憶，但也無法完全取代日殖當局的教科書與宣傳。公學校那些“效忠天皇”的同心圓史的教科書固不在話下，更有以日資為后盾的影視劇宣傳來影響民眾的三觀，例如編造泰雅族少女“為國犧牲”的電影《莎韻之鐘》。這部電影于1943年在臺灣、偽滿、華北、上海、南京及日本各地上映，成為驅動侵略戰(zhàn)爭的宣傳工具，有些少數(shù)民族還因此參加了南洋戰(zhàn)場的“高砂義勇隊”。

莎韻實際是枉死在殖民地時代的壓迫，直到本世紀卻還有知識分子刊文美化她的悲劇。2018年5月的《智子之心》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同樣的“后殖民現(xiàn)象”。如此看來，影視劇往往也反映政治氣象，與教科書發(fā)揮同樣的功能。

《智子之心》劇照

影視劇中的抗日與親日

以清末的甲午戰(zhàn)爭為例，為了強化辛亥革命、倒?jié)M建國的正當性，過去臺灣的歷史教科書特別突出清政府的腐??；現(xiàn)在的臺灣教科書也強調這一點，但用意在于為“去中國化”找理由。它們的共同點，是對甲午戰(zhàn)爭的中方海陸軍抱以蔑視或嘲笑，有些老師還在課堂上激昂地演說北洋水師如何顢頇、如何失能，使得學生對于清末軍人只有全盤否定式的平面印象，甚至一面倒地聯(lián)想成中國人是劣等民族。

從某種程度來說，除了反帝反殖民之外，對前朝的全盤否定，往往出于政權移轉的需要，但同時也反映了自身的政治焦慮，是一種自信不足或者幼年期的政治氣象。后者經(jīng)常以自己經(jīng)歷過而別人沒經(jīng)歷過的標準來要求別人換位思考，進而要求別人換位感受或接受；否則就施以“保守”、“反動”、“落后”的話梗，來平面化前人的價值。如此一來，就經(jīng)常不自覺淪為復誦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tài)機器，從而局限歷史的認識。

因此，自上世紀中葉以來，臺灣的教科書或影視劇都沒能立體的、多向度的描述這件中國近代史上關乎臺灣命運的大事。一般臺灣人或知道牛昶昞這樣的人，但要知道左寶貴、鄧世昌、黃建勛、林履中、劉步蟾、林泰曾、徐邦道、楊用霖等烈士的事跡，除了自學之外，還可以觀看1992年出品的《北洋水師》。這部電視劇反映了大陸當局的政治氣象，已超出對清朝全盤否定式的幼年階段?！按巳章]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兩句話的鏡頭，為觀眾留下腐敗官僚言說中的英雄記憶。

二十年后，同一位大陸導演的作品《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zhàn)》上映。這不但適時對中日之間的東海局勢做出反應，還彌補臺灣教科書上語焉不詳?shù)尼烎~臺主權認識。兩年后，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大陸隆重海祭甲午烈士，以官方的立場肯定清朝那些為祖國奉獻生命的軍人，反映了自身的歷史格局和政治氣度。臺灣方面則只有民間的團體和刊物，如中華兩岸和平發(fā)展聯(lián)合會、臺灣抗日志士親屬協(xié)進會、《海峽評論》和《兩岸犇報》等，對此做出正面響應。因此，臺灣青少年的中國認同和歷史記憶，就無法倚賴臺灣當局控制下的媒體或教科書，而必須自覺地、孤獨地尋找材料。

2014年是兩岸間的多事之秋，臺灣社會有反服貿太陽花運動、反微調課綱運動等，同時還有一部美化日殖時代的自我再殖民的電影《KANO》上映。后者取材自1931年嘉義農林學校學生棒球隊進軍全日本中學棒球大賽，而最終獲得“準優(yōu)勝”的故事。這部電影的監(jiān)制人，曾經(jīng)執(zhí)導取材自1930年霧社抗日事件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并分別于2011和2012年在兩岸上映。既拍抗日片，又拍媚日片，這種錯亂迷離的日本情結，恐怕是魏德圣試圖言說的歷史敘事模式，也是他賺取文化商品票房的掩體。

太陽花運動

然而，1931年前后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在全球性經(jīng)濟大恐慌的背景下，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抬頭。對臺灣方面，日帝臺灣總督府先后打擊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chǎn)黨等抗日組織，并以毒氣鎮(zhèn)壓霧社抗日行動。對大陸方面，日帝發(fā)動九一八事件，強占東北，繼而侵略華東、華北，終至全面侵華。這期間，臺灣方面的抗日組織固然被消滅殆盡，大陸上的抗日民氣則風起云涌。像1935年在大陸上映的抗日電影《風云兒女》，雖然無法進入日據(jù)時期臺灣民眾的視野，但其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則輾轉影響臺灣青年投入大陸抗日隊伍?！?】

正是基于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需要，日帝對臺灣的榨取和支配，也就更加徹底而酷烈，這包括禁止中文漢語、強征軍役和性奴隸等手段的戰(zhàn)爭動員體制。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鐘浩東、蔣碧玉、蕭道應、黃素貞、李南鋒為代表的臺灣青年，才會冒險潛赴祖國大陸，投入對日抗戰(zhàn)的隊伍。后來鐘浩東因為中共地下黨的身份，刑死于臺北馬場町，其余人也難逃牢獄之災。1995年上映由侯孝賢導演的電影《好男好女》，就是追憶這一段青春如火的歷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