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長征是什么呢？是中華民族崛起的起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洗禮。”

“我們今天講的絕不是一個陳年老故事，喚起大家感動記憶，掉幾滴眼淚就完事了，而是看了過去，我們怎么應對當下，也就是法國歷史學家費弗爾講的，當今世界唯有歷史才能使我們面對現(xiàn)實而不感到膽戰(zhàn)心驚。當你感覺到勝似閑庭信步的時候，那就是你勝利的基礎。”

4月14日，在東方衛(wèi)視《這就是中國》第54期節(jié)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國防大學的金一南教授為大家解讀長征精神。觀察者網(wǎng)整理節(jié)目內(nèi)容，以饗讀者?！?

張維為：

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個年輕的政黨，帶領一支年輕的軍隊，完成了一次無與倫比的遠征，這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主席曾經(jīng)這樣說過，這段話我們年輕時候都背下來了，“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的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毛主席還說，長征“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 。

真正偉大的東西一定是超越國界的，有兩位美國人也被長征精神所震撼，一位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在1937年時出版了一本轟動世界的著作《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又翻譯成《西行漫記》。他向外部世界第一次描繪了參加過長征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紅軍戰(zhàn)士的群像，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等中共領袖人物和紅軍將領，他當時這樣描繪長征：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

實際上這是他的遺愿。47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這個遺愿被另外一位美國人完成了，他就是美國著名作家、記者、《紐約時報》前副總編哈里森·索爾茲伯里。1984年他以70多歲的高齡，重走了長征路，1985年出版了一本享譽全球的力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時洛陽紙貴。到了1987年，他又來到中國訪問，想再寫一本關于長征的、中國新長征這樣一本著作《長征新記》，也就是介紹中國當時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新的長征。我當時有幸以翻譯兼助手的身份與他朝夕相處了將近兩個月，我們采訪了很多人，包括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走訪了國內(nèi)很多地方。我和他也結下了一段難忘的友誼，后來我每次去紐約都到他位于紐約上東區(qū)的公寓里神聊，直至他1993年去世。我們對一些問題的觀點不完全相同，但他對中國工農(nóng)紅軍萬里長征的一往深情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當時這樣描述長征：對于那些從未閱讀過中國工農(nóng)紅軍壯麗史詩的人們，你們將從這本書開始知道，這是“人類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的事跡”。我重復一下：“人類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的事跡”。他又說，僅僅從統(tǒng)計數(shù)字中，你們就可以明白這些紅軍將士所做出的犧牲有多么重大。1934年10月，86000名男女從江西出發(fā)，到一年后的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的這支紅軍第一方面軍抵達陜北時，只剩下大約6,000人，也就是說幸存者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歷經(jīng)坎坷重走長征路

大家知道，1934年由于李德、博古的教條主義，致使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實行戰(zhàn)略轉(zhuǎn)移，退出中央根據(jù)地，開始長征。不久紅軍又經(jīng)歷了成立以來遭受的最大損失——湘江戰(zhàn)役，紅34師幾乎全軍覆沒，當然這也宣告了李德、博古的教條主義路線走向終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zhuǎn)折遵義會議提供了契機。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主席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zhuǎn)折點。

這也使我想起2014年時，習近平主席在福建古田出席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專門把老紅軍、軍烈屬代表請來一起座談，他談到十分悲壯的湘江戰(zhàn)役時說，“長征出發(fā)時，閩西子弟積極踴躍參加紅軍，紅軍隊伍中有兩萬多閩西兒女擔任中央紅軍總后衛(wèi)的紅34師，6000多人，主要是閩西子弟，湘江一戰(zhàn)幾乎全部犧牲”。紅34師是1933年由閩西游擊隊改編組成的，大部分是客家子弟。長征開始后，紅34師作為后衛(wèi)部隊掩護中央紅軍轉(zhuǎn)移，與數(shù)十倍于自己的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zhàn)，一個師6000余人幾乎全部壯烈犧牲，為中國革命史留下了氣壯山河的慘烈篇章。

這使我們想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這句話，就是“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后來習主席在談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時候，多次引用毛主席的這段話，這是一種悲壯的紅色記憶，使中國崛起帶有一種沉重感，使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有一種強烈的烈士情節(jié)，使中國共產(chǎn)黨完全不同于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今天還是不爭氣呀，臺灣就那么點事兒，人口比上海還少，還是弄得一團糟。

索爾茲伯里當時還這樣寫道，1934年中國革命的長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行軍，不是戰(zhàn)役，也不是勝利，它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是為了避開蔣介石的魔爪而進行一次生死攸關、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場險象環(huán)生、危在旦夕的戰(zhàn)斗”。在索爾茲伯里眼中，長征體現(xiàn)了一種震撼世界的人類精神，他說“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我感覺到，索爾茲伯里本人也深受這種人類精神的激勵，他多次對我講，作為一位戰(zhàn)地記者和作家，如果他能夠再活一遍的話，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作為戰(zhàn)地記者去采訪和報道1935年的遵義會議。后來他旁聽了198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且采訪了不少中國領導人，但他一直感到遺憾，沒有能夠采訪到當時還健在的鄧小平。

但他還是采訪了很多長征的幸存者。1984年他采訪了老革命家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劉英是為數(shù)不多走完整個長征路的紅軍女戰(zhàn)士，時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索爾茲伯里請她回憶長征中的鄧小平，劉英說長征的時候沒啥東西吃，大家就不時搞一些叫“精神會餐”，就大家一起來侃自己的家鄉(xiāng)菜。她說，我是湖南人，小平是四川人，小平比我們這些人強一點，因為他除了能侃他家鄉(xiāng)的川菜，還能侃法國大菜，其實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一貧如洗，根本沒錢下館子，但他畢竟在法國待了六年，對法國大菜的知識，我想是可以應對當時那個場面的。

我給小平同志做翻譯的時候，也聽他談過一些長征經(jīng)歷。其中一次是1987年他為外賓舉行一個午宴，雙方聊起喝酒，他說長征的時候打了勝仗，大家要喝酒，最好的時候是一人一瓶放在面前，“互不干涉內(nèi)政”。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鄧小平談長征，而且談得那么幽默。我也聽到當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的耿飚將軍回憶長征時路過茅臺鎮(zhèn)的情況，他說茅臺鎮(zhèn)到處是燒鍋酒坊，空氣中彌漫著一陣陣醇香的醬香。部隊向老鄉(xiāng)買酒，會喝酒的喝，不會喝的裝在水壺里，行軍中用來擦腿搓腳、舒筋活血。那是一批當時才二三十歲，歷經(jīng)千辛萬苦而癡心不改的熱血青年，他們能夠生存下來的概率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在頻繁作戰(zhàn)的殘酷環(huán)境中，還是能夠苦中作樂，這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