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公平，我們也應該提及事情的另一面。

中國應該認真對待貝爾伯克女士的話，因為德國綠黨在國內政治中幾乎癡迷于比例代表制。貝爾伯克女士本人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

對德國綠黨來說，在任何議題領域，更重要的是候選人的性別、代表州域、種族身份等因素，而不是過往履歷證明他/她是否是最勝任的候選人——過去，她不得不盡力美化自己的簡歷，即便在當時，這份簡歷對于一位外交部長來說也沒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目前為止，貝爾伯克女士仍沒有散發(fā)出與生俱來的外交天賦。

德國現(xiàn)任外長貝爾伯克（資料圖/DPA）

德國政府表示，我們沒有改變規(guī)則，而是中國已經改變，因此德國也需要調整（對華）態(tài)度。

在德國人眼里，中國近幾年的開放進程，相比以往，一定程度上似乎出現(xiàn)了放緩的趨勢。這個主張是可以爭論的，畢竟任何一屆政府都有權發(fā)展自己的執(zhí)政風格。

就算如此，與美國不同，德國并沒有放棄“通過貿易帶來改變”（change through trade）的哲學，盡管我們會對過程中的效率與效果存在不滿。

據說德國對華戰(zhàn)略提出的計劃是“預算中立”的，意味著不會投入額外資源，因此德國不太可能出臺“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政策。我們選擇不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轉而支持歐盟的“全球門戶戰(zhàn)略”（Global Gateway Plan），然而后者的全球資金池相對小很多。

我確實同意德國對華戰(zhàn)略報告中的部分主張與訴求。但是，必須確保回應是相稱的，而雙方也都沒有真正致力于不偏不倚。語義如今成為關注的焦點。報告多次提及“捍衛(wèi)我們的利益”，顯然被視作一件好事，但當中國做出捍衛(wèi)自身利益的行為，哪怕符合現(xiàn)行規(guī)則時，通常會被形容成對“基于規(guī)則的秩序”構成威脅。

我認為報告多次提及的“韌性”很重要，將所有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的行為顯然會導致嚴重反噬。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德國這樣以出口為導向、缺乏原材料供應的中等國家，不可能討論自給自足。新冠疫情期間的醫(yī)療物資供應是最近的案例，而俄烏戰(zhàn)爭導致德國面臨持續(xù)的天然氣短缺，也在時刻提醒我們。

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德國與中國或俄羅斯發(fā)展經濟關系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在俄羅斯眼中，我們圍繞北約東擴、克里米亞歸屬等問題上的分歧，顯然超過了經濟往來的重要性。有時候，一種特效藥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有時候，則是因為劑量過低。英國前首相張伯倫對納粹德國失敗的綏靖政策在今天的德國廣為人知，但歷史隱喻能1:1地適用在普京身上嗎？

無論如何，俄烏沖突對中德關系是不祥之兆。德國的民間氛圍強烈支持用金錢與武器幫助烏克蘭，就算貝爾伯克的綠黨這種傳統(tǒng)上的和平主義政黨，態(tài)度都轉為狂熱地支持出口武器。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德國民意承認中國對俄羅斯相對消極的支持立場，但對中國的不信任度依然達到了歷史新高；對俄羅斯的指責為各種“對華強硬”言論提供了辯護。

對華戰(zhàn)略報告七次提及我們的“價值觀”，并有一個專門的章節(jié)予以論述。根據我的經驗，這被視作雙方的根本差異。

如果有人問中德兩國的普通公民，他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我懷疑各自的回答會非常矛盾。關于如何實現(xiàn)普遍人權的概念，兩國的政治體制找到了不同答案。任何一種組織形式必然意味著妥協(xié)，具備獨特的強項與劣勢。

雖然德國的外交官不會這么說，但只要提起“價值觀”，仿佛就在暗示中國人沒有價值觀，或者居心不良。事實上，在我去過的許多國家，良好或惡劣的品質大致是均衡分布的。“我們是好人，他們才是壞人”，這話聽起來令人感覺良好，但并不意味著真實。

當然，對相似的行動也都能有不同的解讀：德國將增加軍費開支，為了國防，而中國的國防開支就是“威脅鄰國與全球穩(wěn)定”；我們可以“偵查”，中國就是“監(jiān)視”；我們有自己的利益并堅決捍衛(wèi)，中國這么做就是“霸凌”；我們想要主導新發(fā)展領域，中國這么做就是“讓合作伙伴更加依賴”。

在經濟層面，我通過日常觀察到的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都有保護和補貼國內企業(yè)的方式。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整體體量意味著，中國要比作為歐盟一部分的德國效率更高。然而，我也看到，西方公司競爭力下降的情況有時候過于普遍，且完全被歸咎于所謂或實際的不公平競爭，權宜地避開了西方自身的問題，哪怕十分簡單的彌補措施也沒有實施。

比如說，為什么要一邊強調5G信息安全，一邊拒絕鼓勵應用信息加密技術？會不會是某位友善的老大哥也希望對德國開展竊聽？為什么人們擔心自己在TikTok上的數據安全，一邊對臉書或Instagram毫無保留？德國汽車制造商是因遭遇不公平競爭才失去了市場份額，還是說，也許中國品牌因為深厚的電池技術積累，在電動汽車的浪潮中搶占了先機？

與此同時，不管有沒有這份對華戰(zhàn)略報告，約5000家德國在華企業(yè)，可能依然會繼續(xù)維持運營。他們也知道要避免集群風險，像俄羅斯天然氣公司那樣私有化收益、國有化損失的做法是難以容忍的。在軍民兩用產品出口限制、關鍵技術應用分享等問題上，沒有出現(xiàn)任何實質變化。

換言之，中國對德國企業(yè)的吸引力，更多取決于中國，而不是德國政府的影響。

關于誰可以競標提供設備，收購德國國內的關鍵基礎設施、部分高科技企業(yè)，政府的限制越來越嚴格。其最主要的影響在于，德國的政府監(jiān)管縮小了同許多國家的差距，包括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