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樣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非常狀態(tài)和日常狀態(tài)并非截然可分，所以政治制度也并不是在某種絕對的狀態(tài)下運轉。它在每種狀態(tài)下的表現(xiàn)，都是它本質和能力的一個具體表現(xiàn)，不能割裂來看。

戰(zhàn)爭是非常狀態(tài)，但即使是在戰(zhàn)爭中，生活的很多方面，甚至軍隊中的一些活動，仍是按日常法律和制度在進行。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也都能聽到警笛聲響，警笛就是非常狀態(tài)的示警。在發(fā)生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火災、群體性事件、游行示威、暴力抗法的時候，日常社會中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時刻下，也會處于緊急狀態(tài)。

舉一個例子，在2015年天津濱海爆炸案發(fā)生后，美國某電視臺記者到現(xiàn)場采訪，中國消防隊員告訴他不能進入現(xiàn)場，遭到該記者助理的推搡指責。后來該電視臺在新聞中播放了這段視頻，聲稱中國限制新聞自由。

這是一個典型的雙標現(xiàn)場。因為在美國，警察和消防隊員在特殊情況下是有現(xiàn)場獨裁權的，那種情況下，日常的權利就中止了，任何人必須先無條件服從。這就是一種小規(guī)模的緊急狀態(tài)。所以那家美國媒體，在自己的國家是斷然不敢這樣做的，除非他有幾條命，否則是不敢對消防員或警察做出肢體沖突的。

近年來，中國警方加強執(zhí)法，慢慢大家也懂得了警察發(fā)出的口頭命令是使用暴力的前奏。這樣做有好處，確實中國社會上一些人習慣性不尊重法律和秩序。所以我們會在看到一些囂張跋扈之輩被警察強制時大呼過癮。但是要知道這也是雙刃劍，這種非常狀態(tài)的頻繁出現(xiàn)對社會也不是好事情，否則就會走向美國式的“法治”社會。

在美國，個人的輕微行為失當就會導致嚴重的法律后果，父母的一時氣話就會威脅到子女撫養(yǎng)權，這不是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過度的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害處一樣大。中國社會應該重點鼓勵和培育自覺守法的意識，同時保持人民警察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要讓法治和人性對立起來。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出品的《東方學刊》最新一期，恰好刊登了一篇談“例外狀態(tài)”的文章，作者是重慶學者方旭教授。文章就討論了“憲法專政”的問題，有的國家采取的是議會專制，如法國的“圍困狀態(tài)”法。英國行政機關可以繞開議會實行緊急狀態(tài)。美國采取的是總統(tǒng)緊急權。

文章指出美國1978-2018年的40年中宣布了58次緊急狀態(tài)，克林頓時期就宣布了17次，小布什13次，奧巴馬12次，平均每年1.5次。這么看，我們就理解緊急狀態(tài)不是那么遙遠。觀察者網很多讀者應該還記得去年特朗普總統(tǒng)和國會民主黨斗法時就動用了緊急狀態(tài)。

所以，對于一個政治制度而言，應對非常狀態(tài)本就是其更基本的功能，而且往往是更“底層”的功能。手機和電腦操作系統(tǒng)日常都有很多功能，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就會進入安全模式或節(jié)電模式。人的身體在正常功能之下，也隱藏著底層功能，特殊情況下才會激發(fā)出來。我們在評價操作系統(tǒng)品質或身體素質的時候，就像評價政治制度一樣，應對非常狀態(tài)應該是基本要求。能夠應對非常狀態(tài)不一定證明它好，但不能應對非常狀態(tài)則是沒有達標。

能不能應對和愿不愿應對也是兩碼事。西方國家制度也都經歷過戰(zhàn)爭和危機，因而它有能力轉換成緊急狀態(tài)。問題是要不要轉，何時轉，轉多大。這些問題就不是制度的功能決定的，而是制度的價值決定的。

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國制度反應迅速，有很多層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社會主義不是以追求利益為最高目標的，在中國政治中，最大的政治正確是人民利益至上。所以涉及到大量人民的利益、關切乃至生命安危的問題，會自動升級到優(yōu)先級。這個說起來似乎很空，但是在實踐中其實不空，因為這種價值導向會在制度日常運轉、資源分配乃至官員升遷中潤物無聲地發(fā)生“內化”，基層領導干部再沒有政治素養(yǎng)，也知道出了群體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疫情，都是天大的事。所以，中國制度轉向非常手段來應對危機的門檻相對更低，效率更高。

當然，一些弊端也是因此而起，有時會導致不分是非、“按鬧分配”、“死者為大”，還有一些地方發(fā)生事故后會瞞報、少報，扶貧等基層工作中會搞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確實有官員腐敗、瀆職的情況，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其背后邏輯是怕出事，不是不在乎群眾利益，而是太害怕相反的后果。就像孩子說謊往往是因為怕犯錯，雖然我們不能像寬容孩子一樣寬容亂做為、不做為的官員，但是也要客觀認識其行為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