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秩序

正是由于廖平對中華文明充滿信心，因此他不但著眼于論證其優(yōu)越性與合法性，并且嘗試從中國的視角出發(fā)，勾勒出一幅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全球政治版圖，于此基礎(chǔ)上論述新的全球秩序。他在《治學大綱》中指出：

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學，不得不先言輿地，蓋風土政治皆由輿地而出；欲明皇帝之學，不得不先考疆域，與王伯大小之不同。此學人用功本末次第之級?；实壅蹋{(diào)和陰陽，化育萬物，其說多為師儒所詫怪，惟地球既通，世界之說言皆征實，先考定皇帝疆域，然后政教之說有所附麗，此經(jīng)傳子緯所以于此門獨詳。[40]

清代道光年間，由于感到俄國對中國邊疆地區(qū)的巨大壓力，西北史地之學興起，不少士人或是實地勘察，或是考定舊籍，研究西北地區(qū)的疆域沿革與地貌狀況，探索治理該地區(qū)、解決邊疆危機的對策。[41]此后，隨著西學東漸，以近代西方為標準的世界地理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士人在分析政治問題時具有了基本的全球政治地理概念，并且借由對世界政治地理的初步認識，進一步認識到中國處于頗為險惡的國際環(huán)境。廖平在這里所謂的“風土政治皆由輿地而出”，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是處在這樣的脈絡(luò)之下的。

不過問題在于，如果按照近代西方的政治地理版圖規(guī)劃，中國其實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要么淪于被列強瓜分，喪失主權(quán)；要么努力成為列強所希望的樣子，勉強進入由后者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但正如瑞典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契倫所說，近代國際法體系并無新來者的地位，因為“已建立起來的制度，擁有靈巧的分配和細致平衡的法律體系，但終究必須重新安排，以騰出空間給新來者。在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眼中，每個新國家的誕生顯然是一種丑聞，在國際法的登記冊中，這個新生兒將被視為一個私生子?！盵42]晚清被視為開新之人的鐘天緯也觀察到：“所謂《公法》者，本視國之強弱為斷，而并非以理之曲直為斷也。夫仁義與富強，本不判為兩事。國富且強，則仁義歸之，莊子所謂竊國者王，而侯之門仁義存也；國貧且弱，則外侮加之，《書》所謂兼弱攻昧，孔子所謂天下之惡歸之也?！盵43]所以說，中國無論怎么主動“融入”列強所主導的世界體系，其實都要以喪失自身權(quán)益為代價，或者說，一個真正獨立富強的中國絕非列強所樂見。清末民初的許多中外交涉，歸根結(jié)底都可以在這個邏輯之下來理解。

因此，廖平所謂的“考定皇帝之疆域”，按照“大統(tǒng)”、“小統(tǒng)”的思路，就必須從儒家“民胞物與”的政治理想出發(fā)，重新思考、規(guī)劃全球秩序。依他之見：“夫治經(jīng)者貴通其意，帝王不相沿襲，制度典章在于潤色，固不必過拘成文，特其中有當隨時損益者，有百世不變者?！盵44]因此，從經(jīng)籍中可以運用其基本義理來推論、設(shè)計未來的政治制度。他指出：

有王者起，以中國作留京，如周之西京，《乾》之“潛龍”是也。以阿富汗地作行京，如周之東都，所謂《坤》之“黃裳”也。由孔子起數(shù)，前之遠者帝，近者王。由后而推，近者王，遠者帝。即《論語》“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之說也。今時與古折算，正當?shù)圻\，正當大九州。將來以阿富汗為行京，就亞洲分兩京，如周東西通畿之故事。中國為居，為上，為天，為衣，為玄；阿富汗為行，為下，為地，為裳，為黃；俄為北，為黑，為恒；歐與北美為西，為白，為華；非與南美為南，為赤，為衡；澳與中國為東，為青，為泰?！队P禮》：王者朝諸侯，設(shè)方明，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合兩京四岳為六合。方明之制，即地球也。[45]

在另一處，他又詳細說道：

中國據(jù)薛京卿日記，東南以海為界，西北以瀚海為界，其地在赤道北四十余度，寒燠適中，抗渤海之利權(quán)，擅亞洲之清淑，商務(wù)為五洲之最，礦產(chǎn)甲地球之中，論稼穡則先開，論人倫為創(chuàng)始，言王道則源于堯舜湯文，言教化則宗乎仲尼、孟子。父子君臣，秩然不紊，貞廉孝弟，朗若列星。雖富強不及他人，而民心固于磐石。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眰髡咭秊橹怪辽浦鳌Ｑ灾袊敒榘铉?，其教化常為六合之民所共止也。下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亦即此意。圣人復起，以中國為留，必無疑也。阿富汗為行地，東連英屬，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余里，東西千五百里。他日金輪鐵軌，遍于環(huán)區(qū)，朝會諸侯，莫便于此。[46]

此外，廖平按照經(jīng)籍中所言的“四岳”、“八伯”、“十二牧”，將歐洲、美洲、非洲、地中海地區(qū)、西伯利亞地區(qū)紛紛納入其中，賦予相應(yīng)的名稱。他設(shè)想這樣規(guī)劃全球秩序，將會“兵革不興，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為萬世開太平。[47]當然，在廖平的這個設(shè)計里，尤為引人矚目的是所謂“兩京”的規(guī)劃。他將阿富汗定為“行京”，按照他的解釋，“行京”的性質(zhì)乃“地宜居中，為朝會之所，所言‘中天下而立’者以此”。[48]

很明顯，在廖平看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全球的中部，“東連英屬，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余里，東西千五百里”，具有極高的地緣政治價值，它恰好與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qū)毗鄰。如果說近代西方的擴張是以海洋為憑借的話，那么廖平的視角則是以中國的腹地作為基本立足點，輻射周邊地區(qū)思考全球秩序。如果中國日后能擺脫頹勢，走向富強，那么阿富汗所在的中亞地區(qū)的重要戰(zhàn)略意義就凸顯出來了，即成為“朝會諸侯”——與東西兩方面建立政治、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的樞紐。其實早在清中葉，龔自珍就已經(jīng)意識到這一地區(qū)對于中國的重要性了。他指出：“西域者，釋典以為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為西域矣?！睆奈饔騺砜此闹?，一旦“開拓西邊”，則“天將遂通西海乎？”[49]其地緣政治的意義便是，在作為與近代西方列強接觸的最前哨的東南沿海之外，很可能又尋找到一條通向海洋的道路，處于溝通西海（印度洋）與東海（太平洋）的核心地位，啟示世人以西域為出發(fā)點，觀察時代變遷，思考未來方略。[50]而往后來看，據(jù)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耿飚回憶，1950年代新中國遭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全球封鎖，美國一手策動了“東南亞條約組織”與“巴格達條約組織”，試圖在中國的西面與南面形成一個弧形的軍事包圍圈。當時毛澤東就敏銳的觀察到，與阿富汗大致處于同一地理位置的巴基斯坦在地緣政治上十分重要，“它連接西亞和東南亞，因此，帝國主義把它作為對我國實行軍事包圍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而中巴友誼則有助于打破這個反華軍事包圍圈。”[51]由此可見，從龔自珍、廖平到毛澤東，他們對于這一片地區(qū)戰(zhàn)略意義的思考，雖然所面對的具體歷史語境不同，但實有一脈相承之處。

巴格達條約組織

此外，在廖平撰寫《地球新義》的大致同一時間，1904年麥金德發(fā)表了著名的“歷史的地理樞紐”的演講。他將廣袤的亞洲內(nèi)陸（包括在廖平眼里位置極其重要的阿富汗）視為地球的“心臟地帶”，“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游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qū)，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qū)域嗎？那里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局限性質(zhì)的軍事和經(jīng)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盵52]在他看來，如果能控制這一片區(qū)域，就能夠進而控制全世界。他的這個觀點，無疑改變了長期以來英國人重視海洋而輕視陸地的戰(zhàn)略思維，背后顯示出的是對俄國崛起的巨大危機感。從英國的立場出發(fā)，他擔憂“現(xiàn)在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攻擊?！盵53]由此可見，1900年前后，廖平與麥金德分別從不同的政治視角出發(fā)，看到了這一片地區(qū)重要的戰(zhàn)略價值，認為一旦本國影響力輻射到這一片地區(qū)，就有可能改變?nèi)虻恼涡蝿?，形成新的全球秩序?strong>只是不同之處在于，麥金德認為人類的歷史充滿為生存而進行的斗爭。他說：“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xiàn)它的文明?！薄霸诜浅Ｕ鎸嵉囊饬x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斗爭的結(jié)果?！?/strong>[54]可以說，正是因為在每一個時期都有具體的敵人存在，歐洲文明才得以確立自我的形象與內(nèi)容。這種“敵我關(guān)系論”致使在麥金德的視域里，全球秩序無非就是為控制“心臟地帶”而展開的斗爭與角逐。反觀廖平，他借助儒家的文質(zhì)論來敘述不同文明之間的消長與交流，所謂“文質(zhì)交易”、“文質(zhì)合通”，并非一個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而是一個彼此“損益”對方之所長，不斷自我更生的過程。這個過程的主導思想便是儒家的“民胞物與”，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兵革不興，天下一家”。從實踐層面來看，以廖平與麥金德為代表的這兩種中西之間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思維，在20世紀的全球政治史中具有十分明顯的差別。

麥金德的“世界島”學說

四、結(jié)語

在發(fā)表于1907年的《三五學會宗旨》一文里，廖平指出：“經(jīng)傳政治，有為今日中外所以通行者，有必須數(shù)千百年乃能見之行事”，“六經(jīng)非一國一時之私書，乃天下萬世之政治。舊專就中國一隅言六藝，所謂未睹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盵55]自從他治學“三變”之后，他就在思考如何在體現(xiàn)普遍性的意義上表彰儒學，《地球新義》與相關(guān)論著就是這一思路的具體實踐。廖平通過論述“大統(tǒng)”、“小統(tǒng)”之別，嘗試從儒學的義理出發(fā)思考全球政治秩序，回應(yīng)近代西方的全球擴張及其強勢意識形態(tài)話語。此外，在廖平的論述里，對于中國傳統(tǒng)的闡揚并非率由舊章，而是借助儒家的“文質(zhì)”論，分析近代中國如何向列強取法富強之術(shù)，此乃華夏文明自我更生的關(guān)鍵所在。最后，廖平構(gòu)想未來的全球秩序，特別強調(diào)中亞地區(qū)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具有極為敏銳的戰(zhàn)略眼光，可與麥金德在同一時期的“心臟地帶”論相媲美，并且較之后者，更彰顯了儒家“民胞物與”的政治理想，為世人想象一個更為理想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思想遺產(chǎn)。

必須指出的是，廖平的這些政治思考是在儒學的話語之下進行的。如若按照簡單的新舊之分與所謂實證主義的視角來看，廖平的學說自然顯得“荒誕不經(jīng)”，更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際關(guān)系學、國際關(guān)系史的表述方式格格不入。但這些標準化的學科之誕生，也是源于特定的政治與經(jīng)濟背景，體現(xiàn)著近代西方對于如何支配、控制全球的相關(guān)構(gòu)想。[56]如果把它們看成一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話，自然可以進而分析其論述方式與思考邏輯，衡量其得失，可一旦將其視為天經(jīng)地義、亙古不變、具有權(quán)威性的“學科范式”，當成衡量一切前人思考的標準，那么就失之遠矣。當然必須承認，廖平的觀察在當時很難有實踐的可能，所用的名詞也與今天的習慣用語相隔很大，但他的觀點之意義在于提供了一種視野，可以思考中國近代思想史更為復雜的面向，以及近現(xiàn)代中國人認識國際關(guān)系問題時一些有延續(xù)性，但一直隱而不彰的內(nèi)容，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打開更多的中國近代史敘事之可能性。因此在今天中國與世界格局都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時代里，打破簡單的中西新舊之分，從歷史與現(xiàn)實的實踐出發(fā)，挖掘、闡釋前人嚴肅、深刻的政治思考，擯棄一種將其視為“博物館”里文物的心態(tài)，進而形成新的歷史敘事與政治敘事，使之成為思考中國未來發(fā)展的理論資源，這是一件十分迫切也十分有意義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