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論

120年前，光緒皇帝擔憂中國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體系中地位不斷下墜，啟動了戊戌變法。120年之后，中國已經(jīng)擺脫了這種生存焦慮，已經(jīng)在思考如何“對人類做出比較大的貢獻”。但為了將潛在的貢獻變成現(xiàn)實的貢獻，我們還需要對國際體系本身做一定的反思。

19世紀中國的戊戌變法與土耳其的改革，仍然處于歐洲列強的文明等級論的籠罩之下，其改革者在一定程度上內(nèi)化了列強的“文明觀念”，從而使得改革在尋求“救亡”的同時，也呈現(xiàn)出一定的“答辯”心態(tài)。“答辯”是非常現(xiàn)實的——只有列強認可中國已經(jīng)從“半文明”升到“文明”等級，才有可能取消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給予中國平等的地位。然而，何謂“文明的標準”，其解釋權卻掌握在列強的手中，而這是一套強大的，有著諸多學科研究背書的話語。在這套話語前面，意志薄弱者很容易放棄質(zhì)疑與抗辯，將列強的要求置于本國人民的需求之前。

二戰(zhàn)之后，隨著反帝反殖運動的深入，“文明的標準”的話語表面上退潮了，但實際上以許多其他的變體而存在，如“人權”的話語、“民主”的話語，所謂的“市場經(jīng)濟體”標準，等等，都很容易被發(fā)達國家濫用來為發(fā)展中國家設置發(fā)展的障礙。而一種“答辯”的心態(tài)將會阻礙我們積極運用自己的力量，尋求更為公平的國際規(guī)則?？朔按疝q”心態(tài)，并不意味著要搞對抗，而意味著更為平等的對話與商談，意味著國際體系的多極化與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克服“答辯”心態(tài)，也不意味完全另起爐灶打造新話語，更不是回到“老大帝國”與西方接觸之前的話語，而意味著以主體的姿態(tài)來解釋和運用既有的話語，并適時創(chuàng)造新的話語。在中國處于歷史低谷的時候，康有為就撰寫了《大同書》，想象了一個超越“萬國競爭”的世界。在120年后，中國已經(jīng)有了更強的物質(zhì)力量的時候，我們更沒有理由閑置自己的批判力與想象力，繼續(xù)“尾隨者”的心態(tài)與姿態(tài)。

注：

[1]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2]康有為：《我史》，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頁。

[3]茅海建先生評論，康提到土耳其故事，是在暗示日本不會占領北京，并預測將有列強干預日本侵華之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62頁。

[4]參見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聯(lián)英策》，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

[5]參見拙著：《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2-45頁。

[6]參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510頁。

[7]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頁。

[8]卡爾·瑞貝卡與戴東陽對此細節(jié)都有所闡發(fā)，參見〔美〕卡爾?瑞貝卡：《世界大舞臺：十九、20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高瑾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54-55頁；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戴文對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與《突厥游記》史料考證甚詳，本書在二文考證上并無新說，但試圖將其納入新的解釋框架。

[9]以上引文，均見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312頁。

[10]同上注，第312頁。

[11]這一見解得益于戴東陽的分析。參見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值得一提的是，康有為1908年親自訪問伊斯坦布爾的時候，仍然處于對立憲事業(yè)的熱切關注之中，他所撰寫的《突厥游記》對青年土耳其黨人的1908年立憲大加贊賞。這一熱情在辛亥革命之后減退，康有為于1913年改寫了自己的《突厥游記》，將對青年土耳其黨人的贊賞口氣改成懷疑口氣，這反映出他對辛亥革命與晚清立憲關系的新認識：立憲有可能成為一個向革命的過渡階段。參見拙著：《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25-138頁。

[13]〔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關于1911-1912年的“大國協(xié)調(diào)”，參見拙文：《“大國協(xié)調(diào)”與“大妥協(xié)”：條約網(wǎng)絡、銀行團與辛亥革命的路徑》，《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15] Carter Vaughn Findley，Turkey, Islam, Nationalism,and Modernity: A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84. StanfordJ. Shaw &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78-179.

[16] Stanford J. Shaw &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p.182.

[17]相關討論，可參見賴駿楠：《清末立憲派的近代國家想象——以日俄戰(zhàn)爭時期的<東方雜志>為研究對象（1904-1905）》，《中外法學》2018年第4期。

[18]端方：《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夏新華主編：《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1頁；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夏新華主編：《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2頁。

[19] Martti Koskenniemi, The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1870-19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7-135。

[20] Stanford J. Shaw &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Modern Turkey，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87.

[21] Carter Vaughn Findley，Turkey, Islam, Nationalism,and Modernity: A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100-101.

[22]康有為：《補奧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頁。

[23]【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306-315。

本文發(fā)表于《東方學刊》2018年第2期（冬季號），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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