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①]艾瑞克·霍布斯鮑姆：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汪暉則將中國的“二十世紀(jì)”定為1911-1976，參見汪暉：《短二十世紀(jì)》，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

[②] 本書目前有兩個版本，其一為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簡體字版，其二為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繁體字版。本文在引用時，使用的是內(nèi)地讀者更容易獲得的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版本。

[③] “滿蒙學(xué)”代表作是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論》，提出“中國非國論”和“滿蒙非中國領(lǐng)土論”。1927年著名的《田中奏折》中對矢野仁一的論述大加贊揚，該奏折可能系日本官員森恪、鈴木貞一和吉田茂等人炮制，但日本的國策卻是按照此方向前行。參見李明：《日本知識人“中國論”的檢證》，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中日歷史研究所編：《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guān)系一一九一八事變70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頁。

[④] 作者也提到了汪暉對帝國與民族國家二元對立反思的啟發(fā)意義，見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5頁腳注。

[⑤] 尼迪克特·安德森：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⑥] 《想象的共同體》譯者吳叡人本身就從安德森的“Creole Nationalism”概念中汲取資源以支持“臺獨”意識形態(tài)，代表論述可見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北：衛(wèi)城出版社2016年版。不過安德森本人確實認為臺灣出現(xiàn)了一種“Creole Nationalis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有什么重大差異嗎？》（Benedict Anderson, “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第9卷（2001年5-6月）。

[⑦] 黃興濤：《概念史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史學(xué)月刊》2012年第9期，第12-13頁。  

[⑧]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2頁。

[⑨]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頁腳注。

[⑩]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80頁。

[11]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80頁。

[12]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81-382頁。

[13]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83頁。

[14] 對于這一點的強調(diào)，在黃興濤2011年發(fā)表的《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中就已顯明。黃興濤：《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5] 作者在結(jié)語中批評清末儒家的“天下”觀念與大同主義并非與民族主義觀念處于對立狀態(tài)（第380-381頁），其重要證據(jù)即在清末滿人的“五族大同”觀念。

[16] 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頁。楊昂：《清帝<遜位詔書>在中華民族統(tǒng)一上的法律意義》，《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11年第4期。

[17] 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7頁。

[18] 關(guān)于國際法上“國家承認”與“政府承認”的區(qū)別，可參見陳體強：《《關(guān)于承認的國際法——英國與美國的實踐 》（Ti-chiang Ch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actice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紐約1951年版,第97-104頁。

[19]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76-379頁。

[20]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01頁。

[21] 黃興濤：《重塑中華》，第384頁。

[22] 參見張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哲學(xué)動態(tài)》2015年第2期。

[23]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頁。一個對《中華民國解》的解讀，參見陜慶：《命名與論述中國的方式——對<中華民國解>的一種解讀》，《開放時代》2017年第5期，第76-93頁。

[24] 《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58頁。聯(lián)系到章太炎的當(dāng)時積極奔走成立“亞洲和親會”的實踐，他的“二郡一司”論，具有強烈的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意涵。

[25] 《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62頁。

[2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一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版，第113-115頁。

[27] 清時又有“民人”的用法，與“旗人”相對，指的是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平民。這一用法甚至延伸到一些國際條約的漢文本中。

[28] 《中國人民非五族》，《致中》1920年第1卷第2期，第100頁。

[29] 達壽：《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折》，夏新華等編：《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頁。

[30] 戴季陶：《民國政治論》，唐文權(quán)、桑兵編：《戴季陶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621頁。

[31] 張聞天：《在民族自衛(wèi)戰(zhàn)最前線的崗位上》，《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頁。

[32] 張聞天：《在民族自衛(wèi)戰(zhàn)最前線的崗位上》，第229頁。

[33]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頁。

[34]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頁。

[35] 《重塑中華》發(fā)掘了一條十分有意義的歷史線索。在第二章《現(xiàn)代中華民族觀念的確立與傳播》過程中，作者分析了李大釗1917年的《新中華民族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以及1924年的《人種問題》，勾勒出李大釗的“中華民族復(fù)活論”。這一論述在歷史上一度湮沒無聞，但在今日，或許具有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