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此起彼伏的內部民族運動，蘇丹政府所能依賴的，仍然是伊斯蘭宗教認同與王朝認同的一種混合。在此，“保教”的維度得到了進一步凸顯。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d II）時期（1876－1909）的泛伊斯蘭主義者們認為，他們共同的任務是驅逐外國侵略者，廢除各種外國租借權和豁免權，恢復真正的伊斯蘭信仰。有些人還另外主張在自稱“哈里發(fā)”的蘇丹君主的領導下，把所有穆斯林結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蘇丹政府借助“泛伊斯蘭主義”曾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對于受過西方教育、具有西方傾向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其說服力是逐漸遞減的。這一學說也無法面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正在滋長的事實——兩地的分離主義者都是穆斯林，從而大大削弱了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

在“保國”與“保教”都難以拯救奧斯曼帝國的時候，帝國的精英最后走向了“保種”，推廣一種泛突厥主義。正如伯納德·劉易斯指出的那樣：“在奧斯曼帝國各族人民中，最后受到民族意識影響的，是帝國主子們自己?！?sup>[30] 由于留學西方的學生以及來自俄羅斯高加索地區(qū)的土耳其移民等因素的影響，土耳其人中也逐漸產生了一種土耳其民族主義。土耳其民族主義最初在政壇上影響不大，1908年通過政變上臺執(zhí)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信奉的仍然是奧斯曼主義。

但是，隨著帝國歐洲各省的接連喪失，使得基督教屬民的問題隨著他們從屬地位的結束而不斷得到解決，從此只剩下一個不僅是由穆斯林統(tǒng)治，而且也是一個以穆斯林居民為主的帝國。然而，在帝國的改革過程中，穆斯林內部早已經發(fā)生了分化，阿爾巴尼亞穆斯林的“變節(jié)”，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的騷亂，使人對于伊斯蘭認同的凝聚力深感失望。因此，執(zhí)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日益傾向于在剩下的帝國部分推行“土耳其化”政策。比如說，1916年，青年土耳其黨政府頒布了語言法，規(guī)定商號帳冊和來往信件必須使用土耳其文，甚至強迫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以及其它非土耳其的穆斯林使用土耳其語。^[31] 但這在帝國政府孱弱的情況下，其效果是進一步加強了上述民族的離心力。

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xié)定對土耳其的瓜分

一戰(zhàn)之后列強對土耳其的進一步瓜分，使得后者免去了種種糾結，現在它剩下的居民基本上都屬于土耳其民族。凱末爾推行一種世俗化的民族主義思想，既放棄了奧斯曼帝國夢想，也放棄了以伊斯蘭教作為認同基礎。這也是1928年胡漢民所認同的模式。而對康有為來說，“保國、保種、保教”三個一個都不能少。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朝雖亡，但畢竟有了新政權，中國的領土也并沒有被列強瓜分；“五族共和”的實行，標志著“保種”目標還不能算失敗。在此背景下，康有為將重點放在“保教”上，大力組織孔教會，推動民國政府立孔教為國教。而他這么做的確信也就在于，儒教與土耳其的伊斯蘭教畢竟不同，它并不會阻礙一個國家必要的變革。他期待的是中國能夠像英國一樣，既推動社會的不斷前進，但又在文化中保留著諸多舊的符號和象征體系，從而維系認同的連續(xù)性。

對于康有為這樣一位君主立憲的主張者來說，孔教與君主立憲之間存在相互支持的關系。但對于共和派來說，孔教和共和之間卻未必和諧，甚至是對立的。經過兩次失敗的君主復辟運動之后，許多共和派認定孔教就是導致君主專制的原因，需要和君主專制一起打倒。 而康有為努力區(qū)分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的聲音，就被淹沒在時代的聲浪之中。中國的道路最后呈現出某種與土耳其凱末爾道路的相似性：兩國都放棄了“保教”，以求得其他方面的進展。此是后話。

參考文獻：

[1] 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頁。

[2] 參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510頁。

[3] 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頁。

[4] 卡爾·瑞貝卡與戴東陽對此細節(jié)都有所闡發(fā)，參見〔美〕卡爾?瑞貝卡：《世界大舞臺：十九、20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高瑾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54-55頁；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戴文對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與《突厥游記》史料考證甚詳，本書在二文考證上并無新說，但試圖將其納入新的解釋框架。

[5] 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312頁。

[6] 同上注，第312頁。

[7] 這一見解得益于戴東陽的分析。參見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8] 康有為：《突厥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頁。

[9] Bey，土耳其貴族頭銜，康有為翻譯為“啤”。康有為的《突厥游記》已經翻譯為土耳其語，see Giray Fidan，?in’den G?rünen Osmanl?: ?inli Dü?ünür Kang Youwei’in Türk Seyahatnamesi, ?stanbul: Yeditepe Yay, 2013。但遺憾的是，康有為在游記中提到的諸多土耳其地名與人名，譯者無法將其與土耳其語對應上，只好采用漢語拼音，從而未能為我們理解康有為的足跡提供額外信息。筆者在研究康有為時的一個心得時，康有為用漢字寫下的外文地名和地名須用粵語誦讀，才更接近源初的外文發(fā)音。

[10] 康有為：《戊戌與李提摩太書及癸亥跋后》，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頁。

[11] 康有為：《與慕帥書》，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九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頁。

[12] 參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頁。

[13] 胡漢民：《駁總匯報懼革命召瓜分》，載《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一冊)，臺北：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版，第398頁。

[14] 胡漢民：《土耳其革命》，載《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一冊)，臺北：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版，第574頁。

[15] 戴東陽最早注意到兩派人士在土耳其案例上態(tài)度的相似，參見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 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7] 康有為：《突厥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頁。

[18] 同上注。

[19] 康有為：《法蘭西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頁。

[20] 康有為：《法蘭西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頁。

[21] 同上書，第204頁。

[22] 同上注，第205頁。

[23] 同上注，第454頁。

[24] 同上注，第455頁。

[25] 戴東陽：《康有為<突厥游記>稿刊本的差異及其成因》，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6] 康有為：《奧政黨考》，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九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頁

[27] 康有為：《突厥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頁。

[28] 〔美〕戴維森：《從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現代化歷程》，張增健等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0頁。

[29] 〔美〕伯納德·劉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范中廉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57頁。

[30] 同上注，第362頁。

[31] 參見昝濤：《“被管理的現代性”及其挑戰(zhàn)者——對土耳其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反思》，載《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