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蒂指出，與惠特曼視美國為民主的宏偉詩篇相比，杜威更冷靜、更重視美國民 主的制度安排和理論表述。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作為地道的美國哲學，意義就在于它不糾纏于"什么是真實"，"什么是意義"這樣的抽象思辨，而是"把實踐者的 角度放在首位"。它強調解決實際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強調美國的意義在于它自己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強調這個未來"不需要把自己置入任何參照系"。一句 "不需要把自己置入任何參照系"，表現(xiàn)出何等的樂觀和自信！這是說，美國的意義在于它如何"自我實現(xiàn)"，如何把它的歷史可能性變?yōu)楝F(xiàn)實。而這場美國實驗本身就是其意義和價值的標準。同惠特曼一樣，杜威把美國的民主看成是在"有限的、人的、歷史的努力中領會終極意義的一次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羅蒂并沒有因為對美國民主的信念而將民主概念本質化和教條 化。站在實用主義立場上，他和杜威、威廉·詹姆斯一樣把民主對于美國國家理念和民族認同的意義看得遠高于其作為政治制度安排的意義。他們心里都清楚，民主之于美國人，與其說是"真理"，不如說是一種宗教信仰。他引用詹姆斯的話，說"民主是一種宗教。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它的失敗。信仰和烏托邦理想是人類理性最高貴的表現(xiàn)"。

在美國的民族認同問題上，羅蒂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與"后現(xiàn)代"的反本質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盡管羅蒂為"美國民族自豪感"大聲疾呼，卻不象許多美國民族主義者和西方中心論者一樣對"美國本質"或"西方偉大傳統(tǒng)"這樣人為制造出來的神話信以為真。對他來說，提出民族認同的問題根本不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美國人"或"我們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民族認同的問題不是一個向后看的問題，而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問題，它的答案只能在國民全體作出的歷史性選擇之中。羅蒂寫道："我們提出民族認同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在決定我們下一步要做什么，它是我們對自己要成為什么的思考過程的一部分"。

羅蒂對美國的熱愛和期待由衷而發(fā)，溢于言表，很有感染力，但也令人生出戒心。好在他并不只是借先賢之口，再嘮叨一遍諸如美國是地上的天國，集文明之大成，開大同之先河之類美國小學課本上都有的說教。

羅蒂重溫從惠特曼到杜威的 "美國歷程"，確是是用心良苦，針對的是當今美國文化里的玩世不恭和無望情緒，更針對那些在他看來不以美國為榮，反以美國為恥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反復要說的一個道理，就是在任何時候，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知識分子都應該愛國。只有愛國的美國人才能使美國不斷地自我改進。羅蒂象杜威一樣把美國視為一個"不需要任何參照系"的實驗過程，但唯其如此，他也再明白不過，只有不斷地有人，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這場實驗中，這個過程才能延續(xù)下去，發(fā)揚光大，美國理念 和民族認同才能落到實處。

就憑"實驗"和"過程"這兩個詞，羅蒂把從柏拉圖到馬克思的一大批西方思想家歸入了另冊，因為他們總是告訴人們什么是"必然 的"。而美國，在羅蒂看來，則是屬于未來，充滿了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其民主制度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種姓和宗法，沒有階級"的自由社會。

美國社會是否真正到了"無階級"的地步，不同階層的美國人在今日美國的經(jīng)濟 現(xiàn)實、政治現(xiàn)實和文化現(xiàn)實中究竟享有多少自由，羅蒂大概并不認真計較。他計較的是美國知識分子在向國民灌輸什么樣的觀念，提供什么樣的"敘述"和"形象"，給他們什么樣的理想，并開出什么樣的"具體可行的社會改革的方案"。至于什么樣的方案才"具體可行"，什么樣的方案在現(xiàn)行美國體制下絕無實行的可能，還可能被羅蒂這樣的人扣上一頂不愛國或"反美"的帽子，羅蒂并沒有談。

但我們可以推斷，在他看來，美國民主制度的內在可能性是無限的，有限的只是國民對這一制度的信念和實踐的勇氣。而美國國民之所以對美國民主制度缺少信心和實踐的興趣 －比如美國大選投票率近幾十年來都低于百分之五十，議會選舉投票率更低得多－大概又可以歸咎于一班不愛國的知識分子。好象席爾科、梅勒之流，真會"唱衰美國"。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羅蒂為什么要批"文化左派"

細想來，羅蒂在這本講演錄里重復了他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中的思辨策 略。當年面對邏輯實證主義對精神科學的挑戰(zhàn)，羅蒂以退為進，宣稱哲學根本不是真理的體系，而是"開啟心智"（edifying）的知識、審美和道德實踐。如今面對來自各方對美國民主和國家認同的懷疑和挑戰(zhàn)，羅蒂的回應不是堅持美國民族主義的"真理陳述"，而是以守為攻，承認美國民主和美國理念的烏托邦色彩，強調它們的希望哲學的本質，堅持它們在國家政治生活實踐中的必要性，進而批評左翼美國知識界在這一問題上不負責任。

最令羅蒂擔憂的是，在當今經(jīng)濟文化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已出現(xiàn)了一 個凌架于民族國家的文化、道德、法律、和價值觀念之上，由新的金融、技術、管理精英組成的"跨國超級階級"（international superclass）。這個"超級階級"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卻無需對任何一個社會盡公民義務，也無需認同任何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他們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勞動者的關系，都不會比一九零零年代的美國資本家同移民勞工的關系更親密"。

同時，隨著美國傳統(tǒng)中產(chǎn)階級的萎縮和兩極分化，"美國生活方式"的物質和社會基礎業(yè)已動搖。羅蒂算了一筆具體的經(jīng)濟賬，用來說明在目前的美國，一個處在平均收入線上的美國家庭已經(jīng)沒有把握能購買自己的住房了。"美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正變得可望不可及。于是，今日美國，外有"全球化"對國家整合能力的蠶食，內有中產(chǎn)階級社會主流的日益"空洞化"。若此時美國知識分子再不重振美國理念，通過重新闡發(fā)民族認同來凝聚新的社會共識，推動新的社會變革，這個"合眾于一"的民主實驗有朝一日分崩離析，并不完全是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