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孫中山先生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響，決定以“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工農”為基礎改組國民黨?？上?，孫中山過早去世，蔣介石在北伐尚未完成的時候奪取國民黨的主導權，并開始“清黨”運動，共產黨不得不轉入地下。

孫中山先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隨著東北易幟，蔣介石基本上實現(xiàn)了對全國的控制。歷史此時給了蔣介石一個機會，讓他可以完成孫中山先生改造中國的遺愿。可惜他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對外，他投靠英美；對內，他依賴官僚資本和大地主。

日本的全面入侵讓國共兩黨重新走到一起，共同抗日。抗戰(zhàn)勝利之后，蔣介石再次錯過歷史給予他的機會，狂妄地發(fā)動內戰(zhàn)，最終落得個敗走臺灣的下場。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的時候，把自己定義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一大黨章給黨確定的任務是消滅階級，在此之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聯(lián)合第三國際，因此黨的事業(yè)也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大黨章一方面為黨提出了改造中國的任務，另一方面也為這個任務確定了時限，即“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滅為止”。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滅之后怎么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要等到鄧小平成為黨的實質性領袖的時候。

新中國成立之后，共產黨開始全面實現(xiàn)一大所確立的建黨綱領，在全國發(fā)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改造運動。

土地改革實現(xiàn)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工業(yè)生產的私有制；婦女解放運動讓廣大婦女走出家門，提升了她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地位；識字運動和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國民、特別是底層民眾的人力資本水平，增加了社會流動性；愛國衛(wèi)生運動消滅了困擾民眾的傳染性疾病，低成本、廣覆蓋的醫(yī)療衛(wèi)生制度提高了民眾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嬰兒死亡率。

今天的多數國人對這些成就沒有感覺，把它們當作天然的應得之物，但是，橫向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能夠和中國做得一樣好的發(fā)展中國家（地區(qū)）寥寥無幾。

和中國最可比的是印度。無論是從人口、歷史，還是從發(fā)展戰(zhàn)略來看，這兩個國家都極其相似。兩個國家的人口數量相當，都是人口大國；兩國都具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而且，晚近的歷史也極為相似，新中國是1949年成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獲得獨立的；在立國之后的幾十年里，兩國都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fā)展道路，都采取了進口替代的產業(yè)政策。然而，到1978年的時候，兩國的成就卻有著天壤之別。

在1978年的時候，印度是一個窮國，但中國比它還窮四分之一。然而，中國在人類發(fā)展的其它方面遠超印度：成人識字率高25個百分點，期望壽命高12歲，嬰兒死亡率低百分之五十。中國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學校入學率，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文革的后遺癥，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采取的策略和印度不同：中國重視為廣大民眾提供基礎教育，而印度更重視精英教育（中國的高校學生數量要等到2002年才超過印度）。

2020年印度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23.9%，創(chuàng)歷史新低。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最后，盡管兩個國家都積極實施工業(yè)化戰(zhàn)略，但中國所取得的成績遠高于印度：在制造業(yè)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國超越印度23個百分點；在制造業(yè)就業(yè)比例方面，中國超越印度4.3個百分點。

這些成就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后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教育普及為工業(yè)、特別是出口加工業(yè)提供了充足且具有一定人力資本水平的勞動力大軍，而工業(yè)的積累促成了世界工廠在我國的誕生。時至今日，我國的制造業(yè)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強，超過美國和日本的總和；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之前的積累，這個成就是難以想象的。

如何評價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保守的自由主義學者認為，中國在清末錯過了君主立憲的機會，是造成中國社會百年動蕩的原因。這種觀點，如果不是大錯特錯的話，也僅僅是一廂情愿的歷史浪漫主義遐想。

事實上，自打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個體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同治、光緒、宣統(tǒng)三代沒有子嗣，清朝從生物意義上也該消亡了。然而，兩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統(tǒng)治，不會輕易讓位給一個共和國，革命不可避免。這是歐亞大陸國家從古代社會走向現(xiàn)代社會轉變過程中常見的現(xiàn)象。

革命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奠定了基礎?，F(xiàn)代化是啟蒙運動之后席卷全球的進程，至今仍然沒有完成。現(xiàn)代社會不同于古代社會的最重要的差別是工業(yè)化、社會結構扁平化、政治開放、超越血緣和地緣的人際和社會關系以及思想層面的理性化。

革命打破舊有的社會結構、擴大人際交往范圍、擴大政治參與，由此為工業(yè)化提供空間?？梢钥隙ǎ绻麤]有革命，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會慢得多。相較之下，那些沒有發(fā)生革命的國家（如印度次大陸上的國家），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消解古代社會遺留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因此也緩慢得多。

歷史給予中國共產黨改造中國的機會。黨本身就是西風東漸的產物，黨在建國之后所進行的社會改造，也是實踐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即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就引進西方思想并付諸實施而言，近代中國沒有一個組織能夠與中國共產黨相媲美。但這個過程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對西方文明有選擇地吸收。

當然，黨在建國之后實施的巨型社會改造容易犯錯誤，大躍進及隨后發(fā)生的饑荒以及文革是最顯著的例子。如法國大革命一樣，這些錯誤留下的后遺癥可能持續(xù)很長的時間，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否定。

在革命時期，這種否定是必要的，因為舊制度是依托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進入建設時期之后，黨需要的不再是一個革命理論和實踐，而是長治久安的理論以及促進經濟建設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

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的眼中，鄧小平的最大功績恐怕是引領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這首先是放棄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1981年6月發(fā)布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在前三十年所犯過的錯誤進行了認真的總結。

隨后，1982年黨的十二大對中國社會矛盾進行了重新定義：“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我國社會存在的矛盾大多數不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

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它矛盾應當在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同時加以解決。要嚴格區(qū)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在此基礎上，黨的任務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在現(xiàn)階段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xiàn)工業(yè)、農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共產黨工作的重點，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經濟建設。應當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并且按照生產力的實際水平和發(fā)展要求，逐步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應當在生產發(fā)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城鄉(xiāng)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階級斗爭不再是主要矛盾，社會改造的任務已經完成，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已經不再能夠指導黨的實踐。鄧小平不是一個以理論見長的領導人，他以自己的實踐帶領黨完成從社會改造到經濟建設的轉變，而指導他的是他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直覺。

這個直覺是什么？就是中國自己的務實主義的哲學。1978年5月開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當時針對的是“兩個凡是”，事后回頭來看，卻是中國共產黨脫離教條、走向務實的起點。

馬克思成長于德國的思辨哲學傳統(tǒng)之中，但卻自覺超越思辨哲學，特別是在撰寫《資本論》的時候，他已經使用了大量的實證方法。然而，他的理論對于中國人而言，仍然太抽象，特別是他關于終極真理的理論，在中國這片崇尚當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難生根發(fā)芽。

鄧小平沒有多少理論，但有很多樸素的認知。比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老百姓仍然很貧窮，為什么？對于鄧小平來說，這是第一位的問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通過親身出訪以及聆聽其他領導人出訪帶回來的消息，他已經意識到，教條式地執(zhí)行馬克思主義已經讓中國落后于周邊國家，而引進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要轉變黨員干部的觀念，必須從根子上做起。這大概是他發(fā)起真理問題大討論的初衷。這個大討論打破了真理的絕對性，為隨后的改革打開了大門?！靶丈纭边€是“姓資”不再是最重要的問題，能否有助于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才是根本的問題。

下一步的問題，是如何實踐。鄧小平的“貓論”恰逢其時：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種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幾乎所有改革都是為了解決當時最急迫的問題而發(fā)生。農村改革是由農民和基層干部為解決溫飽問題發(fā)起的，很快就從“包產到組”演變?yōu)椤鞍a到戶”，讓農村改革家杜潤生都擔心起來。改革之所以最終能夠打消領導人的疑慮，是因為它幾乎在一夜之間解決了中國的糧食供應問題。

受農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財政關系也開始實施“分灶吃飯”的財政包干制，地方積極性因此獲得極大的提高，為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奠定了基礎。漸進式改革也成為中國改革的最重要特色，這在1984年秋宣布的城市改革中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

城市改革的核心是從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過渡，具體辦法是“價格雙軌制”：計劃內的產量仍然使用計劃價格，計劃外的產量使用市場價格。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定價的范疇逐步擴大。

“一物二價”，正統(tǒng)經濟學家會立即告訴你，這是行不通的，因為黑市很快就會出現(xiàn)，即倒賣計劃內產品。黑市和“倒爺”的確出現(xiàn)過，但總體而言，價格雙軌制卻成功了，讓中國避免發(fā)生像前蘇聯(lián)和中東歐國家那樣的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價格雙軌制下的市場軌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創(chuàng)造了生存空間，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農村工業(yè)化進程。

進入九十年代，價格改革完成，以1994年匯率并軌為標志，價格雙軌制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新一輪的改革圍繞著國有企業(yè)展開。與農村改革一樣，這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來自于國有企業(yè)對地方政府財政造成的壓力。廣東順德和山東諸城率先開始國企改革，原因都是因為國企連年虧損，地方財政不堪重負。到1995年，中央出臺“抓大放小”政策，國企改革在全國鋪開。

上述實踐都先于黨的理論，主流意識形態(tài)總是追認已經被證明是成功的實踐。作為對農村改革的認可，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于1993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響應鄧小平“九二”南巡講話，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僅是對已有改革的承認，而且還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后續(xù)改革起到了指導性作用。九十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國走向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步伐。改革的成果也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得到了體現(xiàn)，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再次修改了黨章，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中國共產黨不再僅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全民黨的轉變。

經歷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國社會和經濟發(fā)生了巨變，“三個代表”是對這些變化的回應。在“三個代表”的旗幟下，黨向各個階層的人士敞開大門。黨不再是西方意義上、僅作為一個階級的代表的政黨，而是為各種利益訴求提供表達的場所；通過黨內的民主集中過程，黨本身變成了各種利益的加總機制。

黨自1978年以來完成了去政治化的過程。這里的“政治”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即政黨的階級或群體屬性。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黨的高層領導人意識到中國在經濟上已經落后于周邊的資本主義社會；鄧小平認為，只有破除文革激進思想的阻礙，中國才能以務實的方式實現(xiàn)國家和社會的現(xiàn)代化。

真理問題的大討論以及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告別文革時代的激進思想，不論在理論構建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黨都走上了一條更加務實的道路。去政治化是黨在回歸中國的道路上邁出的堅實一步，自此黨變?yōu)閲覒椃軜嫷囊徊糠?。黨在實踐層面回歸中國的任務已經完成。

三、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

當前黨所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是黨的實踐與黨的理論之間的張力。在實踐層面，黨已然完成中國化，但在理論層面，黨的中國化尚未開始。黨的理論要回歸中國傳統(tǒng)，難度很大，畢竟反傳統(tǒng)是中國二十世紀革命的主導思想。

但是，站在建黨一百周年的節(jié)點上，站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后沖刺階段的起點上，黨在理論層面認真對待中國傳統(tǒng)，是時候了。這要求黨認識中國傳統(tǒng)中的優(yōu)秀成分，并與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文化的其它優(yōu)秀成分對接，最終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和哲學理論。筆者認為，中國傳統(tǒng)中的優(yōu)秀政治和哲學成分有務實主義、個人主義與秩序之間的平衡、賢能主義和德治。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務實主義

中華文明的第一特質、也是中國人的第一特質，是務實主義。中華文明的主體在黃河流域發(fā)祥的時候，這一區(qū)域比現(xiàn)在要潮濕和溫暖得多，屬于亞熱帶氣候。水草豐美，植物和動物眾多，我們的祖先因而養(yǎng)成了一種樂觀和入世的人生態(tài)度，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贊美人間的生活，所以我們才能在《詩經》里讀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優(yōu)美的愛情詩句。自然青睞我們的祖先，因而我們的祖先沒有對神的敬畏，只有對現(xiàn)世生活的憧憬。因為不信神，我們就不相信永恒的真理。這是務實主義的第一要務。

西方世界的許多重大沖突，都是因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還是三十年戰(zhàn)爭，抑或美蘇之間的冷戰(zhàn)，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務實主義會消解這種沖突，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因為信仰而發(fā)生的戰(zhàn)爭。

在和平時期，務實主義拒絕教條，為制度和技術創(chuàng)新打開大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創(chuàng)造世界。這是改革開放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與此相一致，務實主義拒絕把手段作為目的，而是從目的出發(fā)，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是否合法是次要的。映射到現(xiàn)實層面，這意味著制度服務于目的，而不能成為社會追求的目標。這與西方把自由主義民主這樣的制度作為終極目標是完全不同的。

對于一個務實主義者來說，評價一個政體是否合意的標準，是它能否實現(xiàn)正當性目標，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義民主能夠實現(xiàn)一些正當性目標，但不是全部，因此不應該成為歷史的終結；反過來，當代中國體制實現(xiàn)了許多正當性目標，因此不能輕易予以否定。

個人主義與秩序

現(xiàn)今的一般觀念認為，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這與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觀點相左。孫中山認為，中國社會猶如一袋馬鈴薯，其中的馬鈴薯不僅相互獨立，而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小團體社會，西方社會因為宗教團契形成了市民社會。先賢們的觀點比現(xiàn)今流行的觀點更加符合實際。

因為沒有宗教，中國基層社會一直是建立在血緣和地緣基礎之上的。佛教曾經短暫且在個別地方打破了這種格局，但隨著佛教的同化，血緣和地緣還是占據中國基層社會的主導地位。在家族與政府之間，中國社會少有其它社會團體。

在基層，主導中國社會的是以家族為單位的個人主義，道德規(guī)范必須靠血緣和地緣關系得以維系。超出血緣和地緣紐帶，中國社會就必須依賴政府來維持秩序?？梢哉f，中國的強政府，正是基層家族個人主義所要求的，而中國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是老百姓以服從權威換取秩序的表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