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歷2011年1月12日，一座高9.5米的孔子石雕像在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此地屬于天安門廣場區(qū)域，所以此事極具象征意義。在輿論的一端，這標志著姍姍來遲的撥亂反正；而在輿論的另一端，這意味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卷土重來。僅僅三個來月后，孔子像又于4月20日被移到國家博物館西內(nèi)院北部安放?？偟恼f來，輿論界雖并沒有就此大做文章，但仍似乎印證了一個說法：一百多年來儒家“花果飄零”。

回頭看去，孔子像立于天安門廣場區(qū)域，在中國文明進入復興軌道的今日，是可以理解的，而三個來月后之被移走，又是必然的。這就好像一個演說家再高明也會有口誤，必得糾正，或者說人人都有意識和下意識，會有不自主的行為，必得抑制那樣。無疑，孔子像之立于天安門區(qū)域，會傳達一些晦暗不明的政治信號：從今往后，長期被抹黑的儒家思想將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而隨著中國崛起，更將遍播寰宇，統(tǒng)領(lǐng)全球？莫非當今中國要利用其強大的經(jīng)濟力量，在中國乃至世界推行一種新型的政教合一？

然而如所周知，當今國家意識形態(tài)是馬克思主義。這正是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也是為什么說，孔子像立于天安門區(qū)域會傳達不清不楚的政治信號。而無論從1905年清庭廢除科舉算起，還是從1911年清朝覆滅算起，儒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之與政治權(quán)力分離，都有一百多年時間了。期間，經(jīng)過歷次革命、戰(zhàn)爭和改革，中國文明浴火重生，走向復興。之前，儒家作為華夏世界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權(quán)力的緊密結(jié)合至清末已長達兩千多年，只是在西方勢力和西方話語的入侵下，兩者間天撮地合的共生關(guān)系才土崩瓦解于一旦。

退一步說，即便某種馬克思主義化的新型儒學最終能夠興起，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tài)，在政教分離已成世界大勢的當今時代，在天安門區(qū)域樹孔子像這么一種高調(diào)的符號宣示，究竟合不合適？考慮到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還沒有出現(xiàn)過一個如此規(guī)模超大的國家如此迅速而強勢地崛起，以至于中國威脅論不絕于耳（這不僅是西方媒體的老生常談，從孔子學院在某些國家遭到抵制也可見一斑），而且不僅來自發(fā)達國家也來自發(fā)展中國家，問題便愈發(fā)凸顯了。應看到，晚清以來中國人習慣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未來幾十年，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大課題是，如何在不斷崛起中重新自我定位，逐漸學會并習慣于扮演一個受人尊敬、不使人感到威脅的強者。

可在天安門區(qū)域樹一座孔子像，如此強力宣示一個經(jīng)濟總量已世界第一的國家的精神象征，究竟會贏得其他文明中人們的尊敬，還是恐懼？如果美國在國會大廈前面、法國在國民議會大廈前面，而英國在威斯敏斯特宮前面樹立一座巨大的耶穌雕像，會發(fā)出什么樣的政治信號？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乃至全世界人們會作何感想？更何況這些國家歷史上都是基督教國家，而基督教歷來就有立耶穌像（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像）供信徒崇拜的傳統(tǒng)；相比之下，歷史上的中國作為一個儒學主導的國家，對于儒家精神和教誨歷來是重心傳而非形傳，在文廟之類場所祭拜的，只是孔子和其他賢哲的牌位而非塑像。

很明顯，天安門區(qū)域孔子像之立而后廢，是理性思維的結(jié)果，是對不明智舉動的即時糾正。從宏觀歷史層面看，這昭示著再次崛起的中國文明——從古到今以儒家價值為精神內(nèi)核的中國文明——的深厚自信?；蛴腥苏f，儒家是哲學而非宗教，孔子不是神，故在天安門區(qū)域樹孔子像，就像美國在國會山區(qū)域建林肯、杰弗遜紀念堂，立林肯、杰弗遜像一樣。問題是，儒家果真只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或許，問出這樣的問題，便說明思維已經(jīng)固化，只能按一種非此即彼的套路來進行認知和判斷了。立而后廢本身難道不說明，儒家即使不是一種宗教，也具有宗教式的挑動敏感神經(jīng)、激起情感波瀾的能力？

2011年1月12日，孔子像和遠處的天安門

二

如果采用通常意義上的“宗教”、“哲學”定義，可以說儒家既非嚴格意義的宗教，也非嚴格意義的哲學；如果采用一種包容性較強的定義，則可以說儒家即是宗教又是哲學；如果把是否信奉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qū)嶓w，作為判定宗教的一個根本條件，則儒家可能顯得不那么宗教，至多只能說在西周或更早時代，才算嚴格意義的宗教；如果把是否有“基于智識手段和自我道德約束的對智慧的熱愛和追求”[①]作為判定哲學的一個核心標準，那么儒家從孔子甚至周公時代起，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哲學。

盡管在認識論方面，儒學（以及先秦時代諸子百家或其他精神樣式）弱于古希臘羅馬的哲學，但它完全有自成一體的本體論、宇宙論、自然觀和價值論，融合了佛道思想之后的宋明理學更達到了精致的程度。事實上，即便采用“基于邏輯推理而非經(jīng)驗方法的對實在、知識或價值的本質(zhì)、原因或原理的探究”[②]這么嚴格的“哲學”定義，精英層面的儒學——而非大眾層面的祖先崇拜——仍是一種哲學。難道對天、天道、無極、太極、天理、理、性、性理等的終極探究不屬于通常所謂哲學？如果以“人們藉以生存的價值體系”[③]作為“哲學”的定義，提倡仁、義、禮、智、信，忠、恕、恭、寬、敏，惠、勇、孝、悌、友等意義上的道德約束和自我修養(yǎng)的儒家，難道不比任何一種西方哲學更像是哲學？

孔子雕像雙手合于胸前，目視遠方，身體左側(cè)佩戴有一把寶劍

可另一方面，儒家也具有通常所謂宗教的諸多精神要素或特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表現(xiàn)的精神氣質(zhì)使它難以同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區(qū)分開來，而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圣人更是典型的宗教特征。事實上，在前現(xiàn)代中國，天、地、君、親、師對于儒家精英和信奉儒家理念的大眾來說，都至為神圣。在先秦儒家文獻中，作為人格的神“天”（可追溯到商周時代的“上帝”）的使用頻度雖不如先前，但仍然很高。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歷史上儒家與國家異常緊密的結(jié)合。如所周知，在前現(xiàn)代儒家社會，君主被等同于終極意義上的天，就是說政治共同體的最高領(lǐng)導人被神圣化了。采取這一視角，說歷史上儒家所維系的官僚制大帝國是一種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政教合一政體，并無不可。

如此看來，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種宗教。這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什么“儒教”概念今天雖不常用，但晚清以來一直都受到論者的青睞甚至激烈捍衛(wèi)?？紤]到儒家不僅從一開始就信奉“上帝”、“神”、“天”，而且一直有祭天地山川、祖宗圣人的傳統(tǒng)，甚至在停止舉行國家祭儀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中國人仍在祭祖、祭黃帝、祭孔子，似乎就更有理由把它視之為宗教，稱之為“儒教”了。從歷史上看，儒家在整個東亞世界維系社會政治秩序長達兩千年之久，如此優(yōu)異的表現(xiàn)，或許只有近代以前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勉強可比，古希臘羅馬稱之為“哲學”的精神體系——如畢達哥拉斯主義、柏拉圖主義、伊壁鳩魯主義、斯多亞主義等等——和任何一種現(xiàn)代哲學都望塵莫及。

既然如此，就不難明白為何孔子像樹于天安門區(qū)域后，很快又被移走了。如果這么做真是為弘揚孔子精神乃至中國文化，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立在天安門廣場中軸線上某處，而若即若離地置于天安門東北角的國博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