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思想主張在當時地位很高、影響很大

周作人回國之后也極力推崇新村運動。周作人認為，當時的中國人講人道主義，其實講的都是高高在上的慈善人道主義，是精英對底層的施舍，但新村運動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他認為個人主動的勞動應不受外部力量的壓制和束縛，實現(xiàn)個人的自由和主動性，以及自發(fā)實現(xiàn)對鄉(xiāng)土的愛，而這種自然的鄉(xiāng)土之愛再上升到對集體和國家之愛。

周作人的主張在當時看確實是顯得非常有思想境界，受到知識界的普遍贊同。當時新成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也曾積極研究和思考這個運動。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的很多社會主義青年都拜訪過周作人。

但是我們都知道，任何的思想在付諸實踐的時候，必然會遭遇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和檢驗，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一個真正有堅定理想的人，既要堅定自己的信心，勇敢面對挑戰(zhàn)，同時也要根據(jù)現(xiàn)實調(diào)整自己的具體做法，最后才能夠讓理想落實。

就像魯迅，一方面要面對批評和攻擊，橫眉冷對千夫指；另一方面，一直在和各種各樣的人交往，去了解年輕人的思想，去了解底層人的真正需求。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魯迅是一直在調(diào)整自己。

但是周作人相反。的確，他生活在一個很糟糕的年代，這個糟糕的狀況不必我多講。不過在當時眾多不幸的人當中，相對而言，周作人本人的物質(zhì)生活并沒有受到巨大影響，并沒有特別的不幸。當然，關(guān)鍵原因是魯迅擋在前面。

但是思想上的挫折就打敗了周作人，讓他和葉文潔一樣，轉(zhuǎn)向了批判、拋棄，甚至是詛咒自身的文明。

思想上的挫折打倒了周作人

當時主要有兩個讓周作人非常頹廢的事情，一個就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思想和實踐，要求把群眾團結(jié)起來，進行階級斗爭和民族救亡。周作人的主張是新村運動，是桃花源式的生活，他要求絕對的個人主義，所以覺得革命運動很不和平，損害了個人的自由。所以革命運動的風起云涌、平民的積極斗爭，反而讓他覺得非常不安、非常挫敗。

所以，周作人當時寫過一篇文章《不討好的思想革命》。他把自己比喻成是一個“孤獨的行人”，說自己“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驚動了熟睡的人們，吃一陣臭打”。他認為大多數(shù)民眾既然不聽自己的，那自己就不需要再有拯救他們的義務。周作人的文章里面經(jīng)常說這么一句話，大意就是“薔薇色的夢破碎了，破滅了”。他非常喜歡“薔薇色的夢”這個概念。

另一個影響周作人的事情，就是國民黨政府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殺”。尤其是當時參與屠殺的不僅有蔣介石這樣的軍人，還有若干和周作人一樣的知識分子，比如吳稚暉、蔡元培、胡適這些知識分子領(lǐng)袖對該問題持支持或旁觀態(tài)度，這對周作人內(nèi)心的打擊是比較大的。

《三體》小說里面壓垮葉文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被一位志同道合并且非常信任的編輯給出賣了，這個心態(tài)就有點像周作人在“四一二”時候的心態(tài)。

于是周作人這時候就開始寫文章，開地圖炮，說“把殺人當作目的，……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這在中國總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遺傳病”。他還說“將來中國滅亡之根即在于此，絕不是別的帝國主義等的關(guān)系”。

到這里，周作人對本民族文明的態(tài)度已經(jīng)和葉文潔差不多了。但是我們說有以上的條件，也并不意味著人一定要做漢奸帶路的。

我們看近代的這些民國大師們，哪個沒有罵過所謂中華民族的劣根性？魯迅我們就不說了，很多學者就算一直說中國歷史是假的、中國文明廢物，到了抗戰(zhàn)的時候，他們照樣要講中華民族偉大，我們的民族解放一定能夠勝利。難道我們應該說這些學者的思想不獨立嗎？

圖片中間人物為胡適

又比如另外一些學者，像胡適博士，雖然對中華民族自己的能力半點信心都沒有，但是對美國的文明非常的自信，就像三體文明之上還有歌者文明一樣。所以，胡適博士是絕對不屑于做日本的帶路黨的。

周和葉批判自己理性深刻 看待外人卻浪漫幼稚

他們在批判本文明的時候非常理性深刻、非常不寬容，但對待三體文明和日本文明，卻寄托了最浪漫的想象和最大的善意。

前面我們講過，周作人去日本留學的時候，什么麻煩都是魯迅幫他搞定了，所以他只接觸到日本文化美學化的一面。周作人后來說自己喜歡日本那種“崇尚簡素”、“清疏有致”的審美趣味和“愛好天然”的“人情美”。他覺得這個可以激發(fā)自己對自己出生的江南水鄉(xiāng)的懷念，再引發(fā)自己的思古幽情。所以在周作人看來，日本雖然是異域，卻符合他對古典中國的浪漫想象。

就像前面說的，周作人很喜歡日本白樺派的文學，他和那些具有貴族氣質(zhì)的日本文學家交往，更加讓他認定了日本文明的特殊性，從而產(chǎn)生了強烈的依戀情緒。但是我們知道想象和現(xiàn)實的差距是很大的，周作人自己的婚姻如此。

魯迅和周作人他們的弟弟周建人曾經(jīng)這樣寫道，說“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jié)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

現(xiàn)實的日本女性本來就是各種各樣的，但周作人估計也不想接受殘酷的現(xiàn)實。

后來他太太經(jīng)常發(fā)飆，但是他都直接認為是魯迅的錯，直接后來就導致兄弟失和。所以本來才華橫溢、思想深刻的知識分子，最后落到了一個非常猥瑣的結(jié)局。

周作人與妻子羽太信子的合照

說到這里，我覺得葉文潔和周作人有一個核心的相似之處，都是他們都相信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是文明中最好的一種人，自己有權(quán)去帶領(lǐng)別人，自己也有權(quán)去放棄別人。雖然周作人的思想里，他最討厭個人自由被干預，但是在他的心里卻覺得自己有權(quán)去決定別人的自由，這還挺矛盾的。但是魯迅是不同的，魯迅不管在思想和行為上都把自己放到普通人的位置上，所以魯迅如此偉大。

汪淼是一個更“幸運”的知識分子

原著小說里面第一部另外有一個重要的角色，科學家汪淼。我覺得汪淼比很多人要幸運一些。首先他是個應用物理學家，而且他是個搞企業(yè)的，所以他思想比較實用，沒有哲學，他也不會單純因為理論和思想被顛覆，對世界絕望。

在故事里面，汪淼作為知識分子，他所缺失的一些東西，被史強這樣一個常年在基層摸爬滾打的人給他補上了。

原著里面有一段兩個人喝酒交心的談話，可惜在電視劇里面保留了這個情節(jié)，但是對話被改掉了。史強先對汪淼說，干我們刑事偵查這行的，就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關(guān)的事情串聯(lián)起來，串對了真相就出來了。他就說最近發(fā)生了好多事情，他就覺得這里面有一個后臺，要把世界的科學研究徹底搞垮，主要就是要讓科學家們往歪處想，讓科學家變得比一般人還蠢。

于是汪淼感嘆說，你最后這句話真精辟啊。史強有點小得意，說你們這些科學精英都看不出來的事，被我這個?？飘厴I(yè)的大老粗看出來了，大家都不相信是吧？汪淼就說我信。

“世界上許多一流學者被偽科學騙得團團轉(zhuǎn)，最后還為之搖旗吶喊。但偽科學最怕另一種人，他們很難被騙：魔術(shù)師。事實上，大量的偽科學騙局，都是被魔術(shù)師揭穿的。比起科學界來，你多年的警務和社會經(jīng)驗顯然更有能力覺察這種大規(guī)模的犯罪。”

這是原著里汪淼的話，這段話很受爭議。

這里我不知道劉慈欣是怎么想的，但是這就讓我無端聯(lián)想到日本歷史研究有個著名的學派叫京都學派，其中有一位巨佬，這位巨佬曾經(jīng)有一個主張，他就說中國是“文治”文明，雖然很燦爛，但是會鉆入牛角尖，會僵化，所以中國歷史不時就被外來民族的“武德注入”來拯救一下。

當然他這個主張明顯就是為了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正當化。所以日本學者戰(zhàn)后在談論京都學派的時候都是比較小心翼翼的，因為京都學派與日本的侵略曾經(jīng)發(fā)生了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這位巨佬的觀點從我個人來說，我其實是同意他前半部分的。不只是中國的歷史，任何時代，任何制度和治理方式，它都可能會僵化。但是后半部分是不能同意的。我們民族和我們文明自身會獨立自主地解決，就像汪淼身邊有史強，葉文潔身邊也有大興安嶺老鄉(xiāng)一樣，我們不需要三體文明來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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