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高尚原則的外交政策是沒有方向、沒有指導、沒有目標、沒有宏偉戰(zhàn)略的外交政策。那我們的原則應該是什么呢？它應當是適度的威爾遜主義推動下的自由主義國家，它的適度性體現在在可行的情況下，在國外推動公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通常意味著民主，但并不是普遍情況，它仍然可以同開明的獨裁政治形式共存。威爾遜是一個小心謹慎的漸進主義者，不同于近些年來威爾遜主義者的理想，他十分了解將我們的價值體系強加于國外的困難。

威爾遜主義集中體現了美國在現代世界的天真想法。根據塔夫斯大學歷史學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說法，威爾遜根據自己的政治直覺制定了宏偉的戰(zhàn)略，這在北約的建立和戰(zhàn)后美國對日本、德國的接管中達到高潮。我認為這是一個溫和的保守現實主義者，他認為保守主義的本質是，通過對一個安全沒有保障的沖突世界的接受，來保存自由秩序。在這方面，保守主義既是一種原則，也是一種技術，用以服務一個更好的世界。這不是一個悖論，它秉持了保守主義的本質，也大致勾勒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早期著作的框架。

但交易主義外交政策（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譯者注：交易主義外交政策是一種外交政策的路徑，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交換，美國有學者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成為交易主義外交政策。）一點也不保守，因為它沒有目標，因此沒有任何限制。在這種政策下，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既可以出賣盟友，參與協(xié)商，也能進行針鋒相對的軍事沖突。換句話說，交易主義實際上要比適度的威爾遜外交政策更冒進。

保守主義強調利益。但是，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宏觀發(fā)展方向同它的目標和價值觀相協(xié)調時，利益才能被定義。利益、目標、價值體系：它們都需要一個長期審慎譜寫的藍圖。純粹的交易主義外交政策缺乏長期廣泛的思考，它為眼前的利益所限制，就像一個純粹生活在當下激情中的孩子，這使得政策實施者很難預測未來的實施計劃。在一個空間危機陰影下的世界里，龐大海陸空軍隊不得不在愈加狹小的空間作戰(zhàn)，交易主義實際上比激烈的威爾遜主義具有更大的風險。

 一位敘利亞難民懷抱自己的孩子

正是由于美國開始于巴拿馬，結束于敘利亞的大規(guī)模軍事干預政策的一貫性，如今威爾遜主義更容易恢復其原有的敏感度，美國的第二十八任總統(tǒng)將保持崇高的理想，適度的應用威爾遜主義來面對一個棘手的世界。事實上，沒有一定程度的威爾遜主義，如果被限制了程度，那還能有什么呢？對現實主義來說，如果沒有一些理想因素，它將萎縮成犬儒主義或者變得不再現實。

丟棄任何程度的威爾遜主義就是喪失我們的國際身份。我們不像中國人和俄羅斯人那樣安于自己的國際身份，它建立在帝國王朝的基礎上的，目標是保護自己免受入侵。從歷史來講，中國和俄羅斯是陸地強國，如果他們不通過帝國擴張的方式發(fā)展力量——中國向中亞擴張，俄羅斯向中歐和東歐擴張——就會面臨能否生存的風險。但美國具備其他大國都沒有的優(yōu)勢，它是一個虛擬的島國，沒有這樣的地理漏洞。因此，它可以滿足全世界的理想。因此，交易主義外交政策本質上是孤立主義，但換句話說，交易主義最后會導致失敗。

展望：背棄威爾遜主義，美國將陷入分裂

戰(zhàn)爭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性。后現代戰(zhàn)爭結合了常規(guī)的、網絡的、信息的、甚至先進的、低輻射的核武器，不局限于我們想要打擊的地方和目標。連通性將使地區(qū)沖突迅速遷移。網絡領域——從黑客勒索到大規(guī)模文件泄露——都表明，人類作惡的、侵略的、惡意的本性并沒有因為進化改變。面對面互動的缺乏將加劇這種殘酷性，人們不再需要鼓起勇氣去面對迫使他人痛苦的后果。將來的戰(zhàn)爭將能夠不需要在物理上消滅我們便摧毀我們的意志，這就是一個有限空間之內的戰(zhàn)爭形式，在那里即便是一個擁有整個大陸面積大小的國家，也將面臨生存的危機。

但我們面臨另一場危機：我們到底為什么而戰(zhàn)？這似乎是一個荒謬的問題。畢竟，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有傳奇般地理位置的家園，但是當技術縮短距離，我們的機場逐漸變成公共車站，越來越少的美國人能夠意識到我們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此外，威爾遜主義已經完全變成精英政治在面臨巨大壓力時的精英項目。同時，軍隊的職業(yè)化仍在繼續(xù)，這使得軍人與市民逐漸分離。那些每天困擾著五角大樓和政策精英的彌漫在全世界的危機除了壓縮編碼外沒有什么相似之處，直到我們開始面臨某種形式的暴力。

這一切都意味著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戰(zhàn)略，如果不往威爾遜主義方向發(fā)展，就會成為美國民族主義和外交政策的“告別曲”，而非重生的機會，那接下就是進一步地分裂，而不是統(tǒng)一。

作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原文刊載于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歐亞集團高級顧問。他也是將于明年出版的《馬可波羅世界的回歸：二十一世紀的戰(zhàn)爭、戰(zhàn)略和美國利益》（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

譯者：李玥，正文小標題為譯者所加，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部分內容有刪節(jié)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ID：PKUNO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