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國樂隊“性手槍”的主唱約翰尼·羅頓在《上帝保佑女王》中唱出“在英格蘭的夢想里沒有未來”的時候，很難說這位留著綠色莫西干頭、滿口爛牙的朋克搖滾明星是不是有意識地將自己置于英國憲法歷史當中。不管羅頓的原意是什么，他的評論觸及了一個重要悖論，關乎英國與自身歷史的關系。從1215年的《大憲章》以來，英國的憲法性文件從來沒有授予新的權利。舉例來說，1689年的《權利法案》以“王國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權利”來證明自身合法性。它提出這些“古老的”權利均可追溯自盎格魯-薩克遜源頭，早在1066年的諾曼征服之前便已存在。其要義在于，英國憲法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倒退，退回諾曼人以武力摧毀英格蘭自由之前的時代，回歸前封建時代保障自由的憲法。

在中國的學術和政治文化當中也存在類似的悖論，這可能會塑造未來一百年的東西方關系。顏回曾經請教老師孔子應該如何治理國家，孔子教導他要“實行夏朝的歷法，乘坐商朝的交通工具，佩戴周朝的衣冠，取法舜和武王的音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wèi)靈公》）。”孔子對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影響力毋庸多言，他這種用過去指引未來的說法看似主觀隨意，但其實是在提倡欣賞不同的國民特性，并警告顏回不要以犧牲民俗為代價拜倒在理性的神壇下。對中國與英國而言，歷史不是某種人們必須逃離的噩夢，而是須要仔細品析的夢想。

這種歷史觀與奠定歐盟基礎的政治哲學形成了鮮明對比。歐盟的成立與法國和俄國革命有相似之處，其根基都來自啟蒙運動產生的理性主義觀念。在歐盟看來，歷史是一場必須盡快擺脫的噩夢，而理性則能將人們喚醒。它認為人類歷史上之所以一再犯錯誤，宗教或民族等非理性觀念要負責任，因此社會需要經歷激進的徹底改造，摒棄傳統(tǒng)價值觀，擁抱“自由”（先拋開它的具體內涵不談）這個所謂最理性的觀念。只要社會遵循理性、追求自由，那么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就會誕生。250年后，康德的“世界公民法權”概念幾乎被原株移植，結出的果實便是歐盟。

正如馬克思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無比堅定，歐盟的聯(lián)邦主義者也堅持認為，他們關于經濟政治自由化的教條終將“破解歷史難題”。歐盟的頂層設計者們將1945年視為元年是有道理的，因為二戰(zhàn)結束后歐洲大陸上的戰(zhàn)事顯著減少。不過，若將這個現(xiàn)象簡單歸因為政治聯(lián)盟，則未免流于盲目理想主義，或許經濟繁榮發(fā)揮的作用更大。實際上，歐盟的傘狀決策體制不考慮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這導致了匈牙利等國家出現(xiàn)緊張局勢，尤其是意大利近日來的政治亂象可能導致歐盟瓦解。歐盟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造成了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危機，它拒絕回應人們的焦慮——只要這種焦慮偏離了歐盟極度理性、科學客觀和普世主義的原則。歐洲各國人民之間的差異遠遠大于歐盟那些當代啟蒙主義者所愿意相信的程度。由于歷史的復雜性影響著每一個人，使我們形成不同的欲望和成見，因此沖突本來就具有地域性。愛爾蘭和匈牙利真有那么多共同點嗎？如果沒有的話，為什么要將同樣的政策強加于兩國公民呢？歐盟奉行的極度理性主義其實是一種烏托邦，它是不可能達到的。

1962年，英國工黨黨魁曉治·蓋茨克以“1000年歷史”面臨終結的危險為理由，反對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就是后來的歐盟）。他其實是在暗示，英國從來沒有真正加入過歐洲聯(lián)邦主義者所謂的“歐洲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加洛林王朝和拿破侖一世謀求的歐洲大陸統(tǒng)治權——因此加入一個把“越來越緊密的聯(lián)盟”作為目標寫進憲法的聯(lián)盟是逆時代潮流的。實際上，在2013年歐盟委員會的一項關于“歐盟公民”自我認可度的調查中，英國排名墊底。雖然對于某些人來說，這是件應當引以為恥的事，但事實上英國與歐洲大陸既沒有“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也沒有共同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