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出版了兩本書，一本叫《超越奇跡：變革世界的中國改革》，另一本叫《告別“中國奇跡”》，前一本是學術論文集，后一本是評論文章集。兩本書想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既然中國經濟是奇跡，就說明不是常態(tài)，早晚會過去。奇跡過去以后中國經濟將迎來什么樣的發(fā)展軌跡，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話題。

應該說，當時書中所做的一些預測，現(xiàn)在已經成為現(xiàn)實，比如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產業(yè)升級持續(xù)加速以及經濟結構不斷平衡。當然，還有的預測并沒有出現(xiàn)，比如通貨膨脹壓力抬升。收入分配確實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與力度都遠遠不夠。

當下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十字路口的我們，如何準確把握宏觀經濟趨勢，對每個人來說都至關重要。疫情后的中國經濟將走向何處？在告別過去40年的經濟奇跡后，如何實現(xiàn)“新常態(tài)”發(fā)展？未來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重大轉型？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的新書《金融的價值：改革、創(chuàng)新、監(jiān)管與我們的未來》中，對于讀懂未來中國的宏觀經濟金融趨勢，分析經濟金融體系的底層邏輯提供了清晰有力的底層邏輯指導。】

《金融的價值：改革、創(chuàng)新、監(jiān)管與我們的未來》，作者：黃益平

【文/ 黃益平】

01 中國經濟的三大反轉和一個困惑

縱觀過去40年的經濟改革歷史，2008年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這倒并非僅僅因為在那一年發(fā)生了全球金融危機，更主要是因為在那前后，中國的宏觀經濟表現(xiàn)出現(xiàn)了180度大反轉。

經濟奇跡之后應該就是“常規(guī)發(fā)展”，現(xiàn)在流行的說法是“新常態(tài)”，新常態(tài)與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大反轉：

第一，中國經濟從之前的“高速增長”突然變?yōu)椤俺掷m(xù)減速增長”。

2008年之前，年均GDP增長率接近10%。2008年和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增長明顯減速。2010年在一攬子計劃的推動下，GDP增長率重新回到10%以上，可惜這樣的表現(xiàn)只是曇花一現(xiàn)，隨后GDP增長率連年下降，到2016年和2017年，已經穩(wěn)定地跌到7%以下。

第二，經濟結構從之前的“嚴重失衡”迅速走向了“再平衡”。

2008年之前，只要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就避不開經濟結構失衡的話題。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與出口兩駕馬車拉動。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調整經濟結構，但幾乎每次都無功而返，結構失衡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之后，經濟結構毫無預警地開始了再平衡的過程，投資率持續(xù)下降，經常項目順差顯著收窄，消費成了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第三，金融體系從“相對穩(wěn)定”演變?yōu)椤跋到y(tǒng)性風險上升”。

過去我們一直很自豪地說，中國是主要新興市場大國中唯一一個沒有發(fā)生過系統(tǒng)性金融危機的國家，但最近這幾年金融風險不斷在不同的領域之間游走，發(fā)生金融危機的概率已經大幅提高。

如何理解2008年前后在中國經濟中發(fā)生的這些大反轉？再往之前看，為什么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會出現(xiàn)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結構嚴重失衡的現(xiàn)象？

而這后一個問題，正是我在2009年來北京大學工作時希望解開的謎。這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為什么大家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分歧這么大？

有的專家對中國經濟非常樂觀，有的人則很悲觀，簡單地說，看增長速度的往往樂觀，看結構失衡的往往悲觀。

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或者可以說，它們描述的可能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個現(xiàn)象？

02 中國經濟反轉背后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們要對40年的改革政策做一個提煉，那應該就是“市場化”。但我們的市場化改革策略有很多特點，比如它不是“休克療法”，而是“漸進式改革”。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將其稱為“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

一方面，產品市場基本上都放開了，競爭也比較充分，無論是農產品、制造品還是服務品，都直接由市場機制調節(jié)，供求決定價格。另一方面，要素市場基本上都還沒有實現(xiàn)市場化，資本、勞動力、土地、能源和水，凡是用于生產投入的要素市場都還受到政府的各種干預與管制。

這樣的干預在金融領域最為明顯。即使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40年的今天，金融體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金融抑制”，即政府金融體系的各種干預與管制。40年金融改革的一個基本特點是行業(yè)規(guī)模做得很大，但市場機制還沒能很好地發(fā)揮作用。

在改革初期，中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金融機構，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每年都能排在全球十大銀行之列，股票市場市值全球排名第二，債券市場全球排名第三。

但同時也要看到，政府還在影響或者干預利率、匯率、資金配置甚至跨境資本流動，還在控股大型金融機構。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曾經對各國的金融抑制程度做過專項研究，在能夠找到數據的91個國家中，中國的金融抑制程度排在第四位。

勞動力市場可能是一個特例。很多人認為政府并不干預勞動力市場，工資是市場決定的，其實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存在戶口制度，很長時間里中國的人口流動率極低，而且都是在政府的安排下進行的。

改革開放之后出現(xiàn)的農民工，等于突破了戶口制度的限制，勞動力得以流動。但是在相當長時間內，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待遇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在同樣一家公司做同樣的工作，農民工獲得的工資收入也可能只有當地居民的1/3甚至更少。也就是說，戶口制度變相地壓低了城市工業(yè)的勞動成本。

剛剛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政府在南方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qū)，提供很多優(yōu)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比如不收稅，提供免費的土地使用權以及廉價的資金和能源等。優(yōu)惠政策其實就是一種市場扭曲，雖然它促進了經濟活動的活躍，但從根本上說，優(yōu)惠政策意味著要素的使用者沒有按照市場價格支付成本。在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全國各地都推出了不同的優(yōu)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因此，“要素市場扭曲”實際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

概括起來看，要素市場的扭曲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把要素的成本壓低；第二是在要素配置時偏好大企業(yè)、國有企業(yè)。

換句話說，過去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比較低，生產成本低也很正常。但要素市場的扭曲政策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低成本優(yōu)勢。

那么政府為什么要實施扭曲要素市場的政策？背后的原因應該就是我們的“雙軌制”改革策略。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國有部門持續(xù)運行。另一方面，政府又要為非國有部門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這種扭曲政策的實質，是對居民和企業(yè)實行收入再分配，變相地補貼企業(yè)，補貼出口商、生產者和投資者。

舉個例子，假設銀行存款利率為1%，如果沒有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存款利率可能會達到3%。這之間的差額到哪兒去了？銀行可以在低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壓低貸款利率，這等于是存錢的儲戶向貸款的企業(yè)進行了變相的轉移支付。

這種收入再分配的結果是，出口越來越活躍，投資越來越多，經濟增長越來越強勁，但消費變得越來越疲軟。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經濟一方面形成了增長奇跡，另一方面結構失衡的矛盾不斷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