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家權威政府機構的負責人、發(fā)言人密集提出了“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口號。從直接原因看，似乎是回應國際上把中國的國企打入另冊的歧視。其實“競爭中性”過去中國很早就提出過，而且應當說“中性”“中立”與我們黨和政府文件中一直強調的對不同所有制企業(yè)“平等對待”、“一視同仁”，是完全一致的。

盡管如此，不能不說這兩個提法出來后還是讓很多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那么，為什么黨和政府的文件一再闡述，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卻始終被認為是個問題，以至需要不斷喊話來穩(wěn)定人心呢？

我覺得這恐怕主要是因為迄今為止在所有制問題上，我們還有一些重要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沒有回答，實際做法上與“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還有較大距離。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將這些口號作為應對外界壓力的策略手段，而是應當用開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擴大開放。

最近，劉鶴副總理直至習近平總書記都出來講話，再次高度肯定民營企業(yè)的地位、貢獻和作用，應當說，中央對這個問題重視的程度已經難以復加。現在的問題是要落實和聚焦到實處。就我的觀察來看，有以下八大理論和實際政策問題，如果能真正解決落實好，人們的預期就能穩(wěn)定，民營經濟的繁榮發(fā)展，乃至公有經濟的活力煥發(fā)都指日可待。中國企業(yè)走出國門和走向世界也會更少阻力和更有底氣。

首先是四大理論問題。

一、  允許和發(fā)展民營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

過去講私有經濟存在的原因，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主要依據是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這樣就難免給人以權宜之計的印象。似乎生產力發(fā)展了，到了社會主義中級、高級階段了，私有經濟就可以消滅了。其實，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本身并無階段，它本來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是對原有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本突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我們認識的深化，民營包括私有經濟也從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組成部分到成為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現在有必要與時俱進，進一步明確各種所有制的平等地位和平等保護，明確多種所有制不是某個階段上的權宜之計，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與社會主義社會共始終，與政黨與國家共始終。

二、  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

過去多位黨的領導人強調了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經濟基礎，也是共產黨執(zhí)政的重要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這當然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意味著非公經濟就是異己的力量，就不是我們的基礎。在9月份私有經濟似乎四面楚歌時，我寫過一個內部智庫報告，題目是“所有制理論的重大創(chuàng)新正當其時”，其中強調如果我們現在真去限制消滅非公包括私有經濟，把國有經濟無限擴大，不會增強相反會從根本上動搖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zhí)政基礎。因此，今天我們需要強調非公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zhí)政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究竟誰能成為基礎，還是要看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fā)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實力。長期虧損要靠不斷輸血的僵尸企業(yè)，違法違規(guī)危害社會和環(huán)境的投機企業(yè)，無論什么所有制，都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基礎。

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建立政權時，還幾乎沒有國有經濟，靠幾億個體小農的支持就成功了。反之，蘇聯解體時，幾乎全都是國有和集體經濟，還有位于世界上最強大之列的軍隊和警察，但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表面上雄厚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立即蕩然無存。因此，黨真正的執(zhí)政基礎還是人心向背，是人民的支持。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三、  怎樣科學概括社會主義的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濟成份？

在計劃經濟時代，全民所有制企業(yè)被稱為國營企業(yè)，地方企業(yè)叫地方國營，也有少部分地方經營的集體企業(yè)，這反映了當時政府所有并經營企業(yè)的情況。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為企業(yè)松綁和政企分開的要求，國營企業(yè)逐漸被改稱為國有企業(yè)，并一直沿用至今。至于其他所有制經濟成份，最初是只有個體工商戶。后來允許雇工后又叫私有經濟企業(yè)。90年代允許和發(fā)展民間發(fā)起的各類有限責任公司后，長時間內統稱非公經濟或非公企業(yè)。近年來似乎是因為非公的說法多少有點異己之意，又采用民間說法，更多使用民營經濟或民營企業(yè)的稱謂。

現在的問題是，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并非科學對稱的名稱和分類。前者是按所有制分類，后者是按經營分類。其實現在一般所說的國有企業(yè)，私人和外資參股的情況很普遍。而所謂民營企業(yè)，國家參股的也不少。故這個分類既不嚴謹也不科學。從全球化的國際視角看，發(fā)達國家的國企通常就是國家全資所有并直接經營的企業(yè)，許多國家還為這類企業(yè)專門立法管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在市場上運行的企業(yè)，無論其所有制成份如何，統稱Private economy 或者Private firm，基本等同于我們民營企業(yè)的稱謂，不表明其所有者成分，只是表明這是民間運營的、與政府無隸屬關系的經濟或企業(yè)。只有我們國內仍然把所有制和股東已經多元化的企業(yè)，仍然稱為國企，仍然按國企的一套制度管理，這也是我們的這些企業(yè)在國際上遭到誤解，并被認為是隸屬于政府的非市場化企業(yè)受到排擠打壓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將股權多元化的企業(yè)，按控股股東、很多時候只是按單一最大股東的所有制屬性來定義企業(yè)性質，將大股東屬性延伸到企業(yè)，按照管理國有大股東的制度和辦法管理多元股份制企業(yè)，忽略了其他股東的平等權利，違反了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原則。誰是老大誰說了算，那是資本主義古典企業(yè)主企業(yè)的做法，已經不符合現代企業(yè)制度的要求。在現代企業(yè)制度下，不是誰的股份多一點，企業(yè)就由誰說了算，誰就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家人、自己的家法搬進企業(yè)，而通常是由股東們共同委托的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jiān)督。因而多元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主導企業(yè)形式，可以兼容不同所有制成份共同發(fā)展。按照計劃經濟下的國營企業(yè)管理辦法來管理有國有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既容易搞死國有持大股的企業(yè)，又人為劃線和分割了不同成份的混合所有制企業(yè)，讓具有不同所有制成份大股東的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成為楚漢分明的對立物。這既不利于國有資本、也不利于多種所有制成份的發(fā)展，不利于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須知馬克思主義主張公有制的初衷是為了公平分配從而人的自由解放，而不是為了控制。

因此，建議對真正國家需要的國有全資企業(yè)，恢復國營企業(yè)的稱謂，專門立法管理。對于所有多元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業(yè)，統稱混合所有制企業(yè)，割斷與政府的行政關聯，按市場化原則，由國資委通過管資本為主的原則以出資人身份進行管理監(jiān)督。

四、經濟領域問題的討論是否要設禁區(qū)？能否解放思想？

現在許多行業(yè)和企業(yè)的經營受外部環(huán)境和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很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轉向、搖擺或失誤往往決定大批企業(yè)的生死存亡?，F在企業(yè)家的素質普遍較高，對宏觀環(huán)境和政策的關注度極高。由于他們身處市場經濟最前沿，信息最靈，體驗最深。各界的專家學者由于接觸面廣、較少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有很多真知灼見。因此，在經濟問題上廣開言路、聽取各種意見，允許民間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爭論，有益無害，或者至少是利大于弊。

我們建國以來歷史上犯的大的經濟錯誤，如大躍進那樣慘痛的教訓，就是因為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以至把彭德懷元帥那樣的肺腑之言都視作為對黨的挑戰(zhàn)和進攻，扣帽子打棍子，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重大損失。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的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面對不同階段上的復雜局面和重重挑戰(zhàn)，一直避免了犯全局性的錯誤，有時有了錯誤的苗頭或傾向也能及時糾正，就是因為在經濟領域的討論無禁區(qū)，允許不同意見包括尖銳的批評意見。鄧小平同志在政治問題上從來旗幟鮮明，但他明確表示把經濟領域的問題政治化，就是左。習近平總書記也說過，對于善意的意見和批評，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都要歡迎?，F在確有一些企業(yè)家和財經精英因為對經濟問題、經濟政策有看法、有意見，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不能用嘴說話，就用腳跑路。因此，在經濟問題上劃框框、定調子，搞出一堆敏感詞，這個不準討論，那個不準批評，是缺乏自信的表現，結果只會是閉目塞聽，害了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