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哲學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財產”三大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到美國《獨立宣言》高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边@一詞語轉變，我們可以清晰抓住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中心線索——財產。權力、道德乃至幸福都是以財產為基礎。

霍布斯以個人為出發(fā)點來發(fā)明他的國家理論，康德建立起以個人為目的的哲學。故阿倫特說：現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英國保守主義者歐克肖特也說：“幾乎所有近代關于道德行為的著作都以……個人開頭?！?

這種意識形態(tài)物化為政治制度，就是代議制和所謂“自由民主”。

代議制和法治是將資產階級的“個人”利益轉化成權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這套制度中沒有共同體的位置，個人的行動自由和財產、權利成了最高的政治原則。歐克肖特就曾將英國的代議制政府稱為“倫理學中確立的個體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對應物”。這種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將國家權力變成了一個表面上可以公平競爭的、允許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的游戲，也就是所謂的法治。

美國憲法封面（圖片來源：東方IC）

你不滿，你可以來參政啊，游戲是透明、開放的。參與不進來，那是你自己無能。這套制度不講公平、正義，甚至在理論上，自由主義干脆把“正義”解釋為“程序正義”。只要我符合程序，你不能因為結果而來抱怨。

美國學者保羅·皮爾遜在《時間中的政治》中指出制度的演進存在“路徑依賴”。事實上，除非革命性變革，一種制度的既定邏輯是難以顛覆的。只要人們還在尊奉那張寫著憲法的羊皮紙，資本就永遠掌握著一切權力，工人及所有下層階級所能得到的就只能是安慰劑，美國就不可能在合法的政治程序中生長出真正的社會主義來。與這樣一種制度程序相比，桑巴特所關注的兩黨制等只是可有可無的因素而已。

第二枚鐵釘是以欲望為原則的政治文化。

基于個人主義和財產權利的資本主義制度，最根本的動能是欲望。

黑格爾對啟蒙主義的批判講的很清楚：現代社會追求的就是欲望的滿足，歐克肖特也發(fā)現了現代理性主義政治的欲望本質，稱它是一種“需要的政治”。然而，資產階級無法壟斷欲望，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原則都不可能僅僅是一部分人的秘密，它一定會外溢，而且為了獲得合法性，它也需要被模仿。

恰巧美國在二戰(zhàn)后坐上了全球霸主的寶座，有足夠的霸權紅利來給予國內各階層不斷增長的欲望以最低限度的滿足，同時蘇聯集團的競爭也使其有必要這樣做。這就是美國人津津樂道的“大契約”。所以，從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政策到羅斯福新政，再到戰(zhàn)后的“美國夢”和6、70年代的各種賦權運動，都是個人欲望邏輯的發(fā)展。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圖片來源：網絡）

然而，陷阱也在于此。

首先，工人及各種勞動群體在沒有獲得更多政治權力，更沒有將自己的權力寫入政治制度的情況下，僅僅滿足于分享一點物質利益的殘渣，無非是給自己準備好了一鍋煮青蛙的溫水。他們隨時可以被推下船，這正是70年代之后發(fā)生的事情——勞動工資增長停滯、收入差距劇增。

其次，從社會主義借鑒而來的那些進步政策，本質上是集體主義本位的，將之簡單嫁接到個體本位、以追求欲望為原則的美國自由主義社會之上，必然產生一個怪胎。

這個怪胎社會自然會陷入這樣一種困境：極其依賴對外部世界的剝削，一旦斷奶就會發(fā)生內部利益沖突的激化。社會的正當價值就是個人追求欲望，只要利益不要責任的原則變得至高無上，這就是所謂“白左”現象的本質。今天“白左”雖然遭到批評，但批評者同樣是“巨嬰”式的思維方式。

占領華爾街運動中被拘捕的抗議者（圖片來源：網絡）

這種局面，在意大利政治思想者馬基雅維利看來，就是一種墮落。他認為，一個墮落的社會是不可能維持自由制度的，因為一個墮落的自由制度不可能用合法手段來自我改革，只能通過非法手段，而一旦這樣做，就不再是一個自由制度。這個致命的悖論，在特朗普總統的緊急狀態(tài)令中，已經開始隱隱浮現。

這種政治文化早已馴化了美國的勞動階級，從6、70年代文化左翼對政治左翼的壓制，到過去40年主流政治議程中身份政治對階級政治的掩蓋，再到今天“美國第一”、“建墻”式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口號轉移真正問題的焦點，都使美國人喪失了為解放而付出代價的勇氣。

他們總是希望找到替罪羊甚至敵人來為他們的失敗開脫，他們總是希望好日子會再來，讓他們重新過上比其他國家勞動者優(yōu)渥的生活。雖然匹茲堡街頭貼出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口號，但只要美國人沒有認識到自由憲政最終只服務于資本的權力，不能下決心拋棄選舉和福利的欲望奶嘴，社會主義在美國就永遠只是一個幽靈。

本文原載于《環(huán)球時報》，作者賜稿觀察者網原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