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在對待大陸崛起的事情上，是倒過來的。怎么說呢？就是距離越近的，適應越慢。歐洲適應的最快。美國人早就證實了，雖然他把我們當敵人。但是當敵人也是它認識到我們強大才把我們當敵人，當成潛在的最大對手。然后最近亞投行來投奔或者說來投機的是英國人，英國人想保持他們世界老二的地位。要保持這個地位就得認準老大是誰。所以他這個老鼠跳船的選擇是對的。一葉知秋，老大帝國的選擇可以看出這個態(tài)勢。但是很有意思，偏偏是在亞洲，接受不了。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上也接受不了，這個最不接受的是港臺，其次是日本。越和我們近的，越不接受。

首先是感情上沒有轉過來。理智上，大陸崛起也非常難解釋。剛剛那句話說錯了，最不接受的是我們大陸的某些人。他們覺得這么多年，不崩潰也就算了。你非但不死，反而讓我們的宗主國都來投奔你，這個太說不過去了。錢永祥先生，包括大陸的某些新儒家，就是想拿儒家來引導中華人民共和國下一步的政治發(fā)展，以及指導社會倫理和文化基礎的建構。我覺得這個是積極的態(tài)度。但儒家朋友忘了一點，就是，你怎么解釋中國的崛起？

按照這些知識分子來看，不管自由派、新儒家，還是新左派。這個60年或者30年，一直是有問題的，有的儒家大概認為從辛亥革命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一直走在邪路上。那為什么有今天的成就，為什么今天可以從容回顧自己的傳統(tǒng)，從容地把儒家作為選項提出來？為什么在這個時候，你重新提出正當性這個問題？

正當性是在行動中建立起來的，論述都是對它的追認。中國的崛起靠的到底是儒家、自由民主還是中國革命及其遺產？我認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崛起都有儒家因素，這是我跟一般的左翼不一樣的地方。但有的左翼也會這么看，特別是國外的左翼覺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毛澤東跟蘇聯(lián)很大的差別就是毛澤東對中國傳統(tǒng)非常熟。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中國革命一貫反儒家，他的行動跟他的理論描述之間有一個沖突。儒家朋友僅僅把中共理論話語當成其行動根據(jù)的話，很難解釋中國革命為什么會成功。特別是有些國家最保守的一些朋友們，他們認為在中國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沒有能力把中國的革命跟第三國際、跟蘇聯(lián)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區(qū)別開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意識到，中共在他的行動中而不是話語中體現(xiàn)出來的這些傳統(tǒng)的儒家因素。

另外一點，中國崛起當然有其理由和正當性。但任何用外在東西做正當性準則的，都不是真正的正當性論述，依靠這種外在的方式是建立不起來正當性論述的。對于一個給定的政治共同體來說，他要做的是把共同體自我構建的歷史活動升華為真正的理論自覺，而不僅僅是作為自我構建一部分的意識形態(tài)，這才是真正的正當性論述。所以不管是革命階段還是崛起階段，儒家要愿意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一個正當性論述，是要在中國崛起自己的經驗中接引他，給他一個理論解釋。

這個接引不是外在的論述層面。比如，如果我們用某些儒家的決絕態(tài)度來談新文化運動，你一直走錯路，不聽我的話，現(xiàn)在突然你這么強大，所以你現(xiàn)在需要我了，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就是沒有我你已經很成功了，你要進一步成功，你就需要我了。這個邏輯怎么聽都有點荒唐。儒家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不是全部儒家）抱著貪天功搶桃子的心理，準備引導中國崛起，這個是我們要警惕的地方。

現(xiàn)在我特別擔心儒家復興走到第三階段，被沖昏頭腦。非常簡單粗暴的解釋、非常美麗但是激進的訴求只能把儒家耽誤掉。我希望這個政治的階段趕緊過去，回到第二次學院階段上，先好好地為往圣繼絕學，先別著急為生民立命。儒學傳統(tǒng)實際上非常豐富，而現(xiàn)在的所謂儒家只是把這個傳統(tǒng)當兵器庫用的。現(xiàn)在一些儒學知識分子非常像八十年代以來搞西學的知識分子。先這個熱一陣，然后覺得不行了，啪，拋掉，再找下一個，再用全身心的熱情投入過去。海德格爾熱了一陣子，現(xiàn)在漸漸歇了，不能引導思想界了。然后施特勞斯派熱了十年，現(xiàn)在也漸漸歇了。儒家現(xiàn)在大有和整個理學傳統(tǒng)割斷關系的趨勢，不管是推進儒家也好，還是公共領域思想討論也好，這種方式都沒幫助。這種態(tài)度我們叫始亂終棄。

理學和經學，我是等量齊觀的。理學和經學都有了不起的地方。但是理學和經學的偉大傳統(tǒng)都需要梳理和消化，這是需要好幾代人努力的。要思索脈絡、糾結和困難在哪里？不是依據(jù)任何一個小的學術成果，或者根本談不上學術成果的微薄讀書感悟，就提出一個極嚴重的意識形態(tài)的主張。我覺得在這個方面保守主義復興進入到儒家對儒家也有所誤導，儒家的極右翼出現(xiàn)了非常激進的一面。這是讓我非常不安的。前面這些問題最根本的一個前提就是他應該怎么解釋中國崛起。這個東西沒有做，后面這些東西都是虛的。

回到港臺新儒家現(xiàn)在對大陸新儒家的批評，他的出發(fā)點未必是港臺“新儒家”，很可能出發(fā)點就是香港和臺灣。港臺新儒家有兩面，有他的“儒家性”也有他的“港臺性”。它對大陸崛起的不安出自“港臺性”，用儒家的或其他什么家的語言表現(xiàn)出來而已，但這不是“儒家性”。我覺得要解決問題的是他們，港臺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個新的世界格局中，怎么放下歷史造成的怨恨？如果到現(xiàn)在還不覺得港臺自己危機重重，并且這個危機之難以走出，與他們對大陸的歷史猜忌妨礙了產生更大的思考格局有極大關系，那么港臺思想界恐怕就是毫無希望的。

大陸上的所謂儒家，如果對中國革命和崛起始終無法擺正態(tài)度，那么也進入不了新的思考格局。他們就會和他們嘰嘰喳喳反對的港臺新儒家一樣，也是毫無希望的。差別僅僅在于港臺新儒家還出了一些原創(chuàng)的大書，而所謂大陸新儒家只有口號、古裝、拜鬼、民間書院、媒體言論和通俗讀物而已。大陸新儒家目前出了一點新氣象，但還沒有任何一部堪同牟徐唐的貢獻相比的著作。殺伐氣重，求變心切，抱著改造世界而非求道的心態(tài)讀書，這根本不是儒家應有的心態(tài)，而象極了儒家最恨的新青年——你們以為喜歡穿古裝的就不是新青年了？這是儒學復興的最大障礙。這點，希望大陸對儒家保有嚴肅興趣的年輕人，引以為戒。

陳赟：丁耘的問題是對大陸崛起怎么解釋，但重點可能不是在解釋大陸的成功，而是從當下中國的危機出發(fā)來展望儒家的未來，從未來的角度講儒家的重要性。儒學能不能為現(xiàn)代人提供一套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