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今年G20的首腦宣言里特別提出，要繼續(xù)推動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jīng)濟與供給側改革方案，以力求達到2018年全球增長目標。2014年澳大利亞倡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20個國家都同意了，而且每一年有一個各國之間對達到2018年目標進程的相互評議(peerreview)，并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xié)調(diào)這20個國家的評議。

它的目標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實GDP能比IMF的增長預測模型所預測的增長率額外增長2.25個百分點。請注意，不是當年增長2.25%，而是說，如果各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經(jīng)濟增長將比沒有進行供給側改革時的模型預測值再增長2.25個百分點。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時強調(diào)各國的自主性，各國自己提出進行什么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jīng)過IMF協(xié)調(diào)，各國有一個相互的評估，這是G20在2008年開始有首腦峰會以來的最重要的方案。

這里面特別明確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以，我猜測，中國2015年特別提出 “供給側改革”這個詞，很可能是因為2014年參與G20峰會，而且中國也明確同意這個方案，并做出了承諾。2014年在澳大利亞峰會上各個國家提出自己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方案，中國有50多頁的方案，美國只提出16頁方案，各國根據(jù)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不要求各個國家一樣。

比如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是一種供給側改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需要提高農(nóng)民工的待遇，給他們更多的集體談判權利。而法國的供給側勞動力市場改革則不同，法國勞動保護太過強了，缺少靈活性。中國現(xiàn)在要建立企業(yè)的集體談判制度。而法國原來的勞動法是要求整個行業(yè)進行集體談判，一個企業(yè)無權進行集體談判。法國現(xiàn)在改革是說可以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個企業(yè)里進行集體談判，這可能是對法國的勞動力市場過于僵化的改革。

但是中國職工和本企業(yè)的集體談判都很難，行業(yè)的集體談判還完全不在議程之內(nèi)。這些政策在G20里都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例子有助于說明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提法確實不是來自于里根，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就是來自G20澳大利亞峰會，只是一個猜測而已。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內(nèi)的爭論不是特別明顯，但實際上認真看報紙，就能看出來還是有不同的意見。有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2016年5月9號《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訪談，他認為要徹底放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jīng)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他直接用了“高杠桿是原罪”。強調(diào)要比較強力地化解過剩產(chǎn)能，強力地處置僵尸企業(yè)，并且認為當前究竟是通脹還是通縮還不能下結論。但對這個“權威人士”的觀點還是有不同意見。

例如，著名經(jīng)濟學家余永定認為當前的問題很明顯是通貨緊縮和經(jīng)濟持續(xù)下降，并面臨結構性調(diào)整?！肮┙o側改革”短期內(nèi)會產(chǎn)生失業(yè)和導致經(jīng)濟增速放緩，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求”來刺激經(jīng)濟。他認為，我國資本產(chǎn)出率不斷提升，增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式為“消費”，但這是長期目標，短期還是要擴大投資來應對經(jīng)濟增速下滑，而增加投資的最佳方式是擴大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供給。貨幣政策應該適應財政政策的需要，應以降低國債收益率作為目標。

余永定的觀點和《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觀點強調(diào)的側重點還是有比較明顯的不同，但也不是絕對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習主席9月初在G20杭州峰會的講話有一個更加完整全面的表述。他今年5月份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表達“供給側改革”。但是，他在杭州G20的主旨發(fā)言和開幕式致辭中，比較明確地說統(tǒng)籌兼顧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政策，“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

關鍵的是，他強調(diào)，“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并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這和以前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區(qū)別。我們?nèi)ギa(chǎn)能有的地方可能過了頭，比如煤炭價格現(xiàn)在上升得很厲害，因此澳大利亞的煤炭企業(yè)現(xiàn)在獲利非常大。在政策的提法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而是用“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并重”，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微妙的調(diào)整。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很難做到，但至少在表述和對問題的認識上更加全面和深刻。

我再補充一下：有的學者認為G20其實沒有什么用，只是變成各國首腦的照相機會。G20沒有投票，一般被認為是所謂國際“軟法” （soft law），不是硬法，不是聯(lián)合國。但我認為，由于G20參加國家包括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它在思想傳播方面的意義很大。如果確實能說明中國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的回聲，而是有G20背景，這在思想上是有意義的。

習主席說要“短期政策和中長期并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這是很大的挑戰(zhàn)。凱恩斯有一句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凱恩斯創(chuàng)立了宏觀經(jīng)濟學，它的重點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說“長期是對當前事物的誤導”（But this “l(fā)ong-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他接下來說：“如果經(jīng)濟學家在狂風暴雨的季節(jié)只會說當風暴過去以后海洋又會變成平的，那么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太簡單太沒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