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證據

有觀察者認為，隨著智能手機越來越普及，警察濫用暴力的情況或許會逐漸好轉。有越來越多的視頻記錄了警察失職行為，它們刺激民怨推動改革，有時可能導致警察受處分或被起訴。比如2014年紐約警官大衛(wèi)·阿法納德和泰拉尼·伊薩克被錄下用槍托毆打青少年嫌疑犯，南卡羅萊納州騎警肖恩·格魯伯特向取駕照的駕駛員開槍，這一幕也被記錄下來。杰森·利文撒爾告訴我說，他認為那個勒死艾瑞克·加納的警官可能會被判刑，因為現場拍攝的手機視頻實在太殘暴了。如果警察部門能少花些錢在武器裝備上，多花些錢購買移動攝像設備，再加上合理的部門規(guī)章制度，警察責任制將更好地落到實處。

但很多時候這些視頻毫無幫助，只能向我們展示警察向嫌疑人開槍的自由度有多么大。以圣路易斯縣的卡杰米·鮑威爾槍殺案為例，就在邁克爾·布朗案發(fā)10天后，患有精神病的鮑威爾手持刀具被警察擊斃，事件經過被手機記錄下來。再比如，前文提到的沃爾瑪槍擊案也有商場監(jiān)控錄像作為視頻記錄。又例如在2012年7月，密歇根州薩吉諾市的6名警員朝一名精神失常的流浪漢彌爾頓·霍爾開了46槍，使其身中11彈死亡，其原委是霍爾被撲來的警犬驚嚇后掏出了一把小刀。盡管這個視頻在上個月的美洲人權委員會聽證會上播放時引起了媒體關注，但它無法戰(zhàn)勝法律中對警察主觀感受的固有偏袒。在上述案件中，州檢察機關根本沒有嘗試提起刑事訴訟；司法部雖宣布介入調查沃爾瑪槍擊案，但拒絕對另外兩起案件涉案警員提起訴訟。

（作者注：在美洲人權委員會等國際論壇上提起警察槍擊案，是引起輿論關注的好方法，但絕不可奢望這些機構對美國法院有任何實際影響力。）

總之，無論公訴律師多么能言善辯，無論授權調查多么徹底，沒有任何法庭奇跡能杜絕警察愛開槍的習慣，沒有任何訴訟途徑能對警察起到有效監(jiān)管。

高瞻遠矚

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戒備最森嚴的警察國家，警察槍擊案只是生活的一個方面。要扭轉過度入罪化傾向，必須把眼界放高一些，全方位考慮問題而不是想著起訴個人警員。

弗格森等地爆發(fā)了反對警察暴力的抗議活動，警方對非暴力示威者予以軍事化響應，其暴力程度不僅讓自由派心寒，連許多保守派人士都大為吃驚。根據聯(lián)邦1033項目，美國陸軍向警方提供了包括反地雷伏擊車和坦克在內的大量武器裝備。終止該項目并不困難，然而警察部門卻不愿意交還這些新“玩具”。一項終止軍方向警方提供軍備的法案在國會遭到了自由派和非裔的反對。槍支管制支持者持續(xù)公開大力游說，要求對警方也實施軍備控制，因為全副武裝的警察如果不守紀律，更容易引發(fā)公民恐慌，導致私人武裝庫增多。

早在弗格森槍殺案之前，警察濫用權力就已逐漸腐蝕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相比警察軍事化這種媒體頭條，執(zhí)法人員對輕微違法行為不依不撓，反復騷擾公民才是更有害的。弗格森市政府不把公民當自由人看待，只把他們當成可以極力壓榨的奶牛。公民們——尤其是黑人公民——時常因為一些瑣事收到傳訊和罰款。根據圣路易斯縣倡導團體“城市保護者”發(fā)布的一份轟動性報告，法院貢獻給市政府的收入超過總收入20%，成功問鼎該市第二創(chuàng)收大戶。其2013年開具的罰單數目平攤下來，相當于每家每戶收到3張，繳納312美元。

毫不意外地，弗格森市某社區(qū)論壇上公眾呼聲最高的要求是，停止“對窮人過度管制、把貧窮算作犯罪”，要求免除欠繳的罰單，新的罰款標準與收入水平掛鉤，法院罰款不得超過市政府收入的10%等等。（在弗格森市暴亂之后，迫于壓力，圣路易斯市于上個月廢除了22萬張交通違章逮捕令）。如果人民認為執(zhí)法部門關心收入勝過關心公共安全，感覺自己生活在武裝占領區(qū)，那么執(zhí)法部門的公信力自然大大降低，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警察開槍可能會更不受控制。

2014年11月17日，為防止大陪審團對邁克爾·布朗案的起訴決定引發(fā)公眾事件，密蘇里州州長杰伊·尼克松宣布全州進入警備狀態(tài)，這一舉措很可能助長警察濫用暴力的風氣。全世界都見證了該州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鎮(zhèn)壓，而這些暴力行為的合法性尚有待商榷。

紐約市約翰·杰學院犯罪防御和控制中心主任大衛(wèi)·M·肯尼迪研發(fā)的問題解決途徑是一種新的警務模式，將執(zhí)法部門和社會工作的重心放在已知的暴力幫派人員上，盡量少干擾社區(qū)其他成員。這一解決方案已在波士頓和辛辛那提取得明顯的成效：不再有警察隨便破門而入，或是針對非裔和拉丁裔青少年的隨機攔截盤查?？夏岬显诨貞涗洝恫灰_槍》中寫到，這樣的社區(qū)警務模式雖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能切實降低殺人案——包括警察殺人案——的案發(fā)率，至少能帶來社會安定。

警察部門的去軍事化、工薪階級的去入罪化、新的警務模式，這些都是弗格森市以及成千上萬個美國城市應當推行的變革。雖然這些大規(guī)模變革都不明確涉及種族，但會明顯減少執(zhí)法人員對不同種族差別對待的現象，甚至比花錢培訓警員種族敏感性更為有效。

上述這些大規(guī)模改革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政治解決方案，需要長期投入、跨種族聯(lián)盟以及政黨合作。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應對的挑戰(zhàn)。美國社會生活需要管理的方面越來越多，例如移民（曾屬于行政法管轄范圍）、學校校規(guī)和其他日常生活領域，在過去完全不涉及刑法，如今都須接受美國警方監(jiān)督。隨著警方和檢方的權力越來越大，監(jiān)督執(zhí)法部門勢在必行。同時，我們不斷看到未攜帶武器的平民（大部分是非裔或拉丁裔）被警察槍殺的新聞，這些事件敦促著執(zhí)法部門推進更大規(guī)模、更大膽的改革，這也是控制警方權力的唯一途徑。

【青年觀察者胡怡瑩譯自美國《國家》（National Journal）雜志，觀察者網楊晗軼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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