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第二章里斷言，中國的一黨制有改進的空間，但目前它仍行之有效，也沒有崩潰。但從另一方面看，中國政治體系的弊端同樣很明顯：對異見者的打壓、腐敗、生態(tài)災難、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難道這些消極方面同“精英政治”間全無關系嗎？

貝淡寧：造成這些消極面的原因有許多，但有時應當歸咎于為實現(xiàn)“賢能政治”而采取的不當手段。比如說，中國的環(huán)境污染部分就可歸因于眼光短淺、以GDP增長來衡量官員政績并決定其升遷這一事實。當政府把全副精力撲在消滅貧困上時，GDP增長的確是一個恰當?shù)拈g接衡量值，而以此來評定政績也不無道理。但當一個國家面對著一系列更為多樣化的挑戰(zhàn)時，這種評定方式就無道理可言了。政府同樣要以更為多樣化的標準來考察官員，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當然包括在內(nèi)。問題在于，當標準多樣化后，評價難度也會相應增加，評定過程就會變得更為主觀化?；诖耍@些評價方式應當補充以更為客觀的標準，而這些標準常常同政治領袖的良好表現(xiàn)相關（舉個例子，研究表明女人擁有更多政治領袖所亟需的社交技能，這意味著應當提拔更多的女性）。再有，腐敗產(chǎn)生的部分原因在于，當提拔官員時，上級領導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但更了解被提拔者品性的無疑是其同儕，因此我認為要建立起某種機制，加重同儕評議的話語分量。

你承認中國有試驗多套方案的能力，并肯定了它在治理措施上（尤其是在權力金字塔的較低層級）的靈活性。我在中國時常常會去報道中國政治體制中常常為西方所忽略的那些層面（比方說我曾前往許多投票站，報道朝陽區(qū)人大代表選舉）。但說實在的，中國的政治體制真不是浪得虛名？換句話說，你批評其壓制和審查制度，卻不像反華論者那樣加以詆毀。你是怎樣調和這兩種態(tài)度的？

貝淡寧：我相信中國理當獲得一些掌聲，它（重新）樹立起了一種“賢能政治”模式，為其過去三十年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不過，如前面所說，中國實現(xiàn)其“賢能政治”的方式并不完美，政治改革仍當繼續(xù)進行。比如說，基層選舉應該更為自由、公正，具有競爭性；而夾在中央與基層之間的政府應當試行更為多樣化的方式，推選出領導人。我的觀點同中國的輿論主流一致。不同于大多數(shù)西方觀察家之處在于，我不認為各級政府一人一票制選舉能作為判斷中國政治進程的終極標準。

此外，我之所以對壓制和審查持批評態(tài)度，不單只出于一般言論自由方面的考慮，還因為這種舉措會侵蝕“賢能政治”的根基。打個比方，社會輿論和媒體在揭露領導的不當行為以及批判腐敗官員時，應該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否則被提上高位的就是那些害群之馬了。方今中國社會在財富與智識層面都漸上層樓，相應的，民眾也該得到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但中國決不能將政治金字塔的頂層開放為多黨派競爭及一人一票制的試驗場所，因為一旦選舉制民主政治占據(jù)了最高層，經(jīng)營數(shù)十年的整個賢能政治系統(tǒng)將毀于一旦：千錘百煉自這一系統(tǒng)的公務員們，其上升之路取決于實干，而非花言巧語。從某種意義出發(fā)，為使“賢能政治”體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許有必要就此展開一場全民公投。這樣一來，對“賢能政治”的批評聲音會被民眾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用于穩(wěn)固這一系統(tǒng)的審查與武力壓制，也會少去用武之地。

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在何時轉向“精英政治”的？它肯定不始于脆弱的華國鋒時代。這一轉變是同鄧小平的改革一道開始的，還是再要晚一些？

貝淡寧：它是在鄧小平改革初期就開始了的。當時政府意識到，要運轉一個現(xiàn)代化國家，掌舵者就必須是那些經(jīng)過揀選、能力超卓的“精英化”政治領袖。從那時起，通過公務員考試和對低層級政府進行各層面的政績考核等手段，這一做法就逐漸被制度化了。

在“精英政治”系統(tǒng)中，選拔的重要性等同于民眾選舉。但如果不通過民眾選舉，領導者又如何能被選拔呢？

貝淡寧：在本書第二章里，我以社會學、歷史和哲學為依據(jù)，就一個廣袤、和平、現(xiàn)代化的（非民主制的）“精英國家”政治領袖最應具備的品質提出了建議，我還在其后提出了相應的操作機制，以增加選拔此類領導人的可能性。之后，我又以這些最適用于一個廣袤、和平、現(xiàn)代化的“賢能政治”體系下之領導人的能力、社交技巧以及美德來衡量中國現(xiàn)存的“賢能政治”體系。我的結論是，中國能夠并且應當改善其“賢能政治”體系：它需要增加更多能夠有效測試政治上所需才能的考試；需要提拔更多的女性領導人，增加領導者具備某些社交技巧的可能性，以促進政策的有效制定；它還應當更多地去系統(tǒng)化地運用同儕評議體系，好讓那些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得到提拔。

那么那些挑選者又是如何被挑選出來的？

貝淡寧：在開展這一進程時，必須在政治因素之外加入科學因素的考慮。比方說，誰來判斷這些政治試驗是否成功（包括提升低層級政府領導人的新方式）？在目前，這一過程并不十分透明，高層級領導人的評判仍是主要依據(jù)。但如果從國家頂尖高校里隨機抽取一批教授，讓他們在深思熟慮之后，就政治試驗的成功或者失敗作出判斷，此舉也具有合理性。要知道，中國歷來敬重知識精英，即便最高層領導人依舊掌握著政治王牌，這些知識精英的判決仍會在政治上打開一個不同的局面。

這種“精英治國”體系如何確保挑選者與被挑選者都能負責任？

貝淡寧：我在第三章里討論到了如何在不訴諸選舉民主的前提下，確保政治最高層的責任制。對高層領導而言，任期和年齡限制了他們的權力（如果他們試圖改變這套制度，就會引起擔憂）。腐敗問題可以通過諸如此類的操作機制解決：在提拔過程中引進同儕評議，設立獨立的監(jiān)察機構，提高公務員工資，再有就是完善道德教育。這里并不存在什么魔棒，不過是加大法制與道德教育的投入——少一點馬克思主義，多一些儒家思想——將大有裨益。

那么這些有缺陷的民主政體（比如說歐盟和意大利等許多成員國）能從“精英政治”里學到什么？它們又如何將“精英政治”的要素吸納進自己的體系？

貝淡寧：我要重申一句，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我認為西方國家一人一票選舉政治領袖的制度不會受到挑戰(zhàn)。但這些投票人也許能從“精英政體”的國家用以判斷政績的某些標準里得到一些啟示。我在新加坡教過一個學期的課，當時有個很富創(chuàng)新精神的意大利博士生，叫做艾琳娜·茲立歐提的，提出歐洲選民們必須在通過關于兩個歐洲政黨的多項選擇測試之后，才能投票。我們就此在《赫芬頓郵報》上合作發(fā)表了一篇評論，她在自己的博士論文里又進一步深化了這個想法。在我看來，這是個絕妙的提議，就算現(xiàn)在看來不合政治實際，誰又說得準之后的幾十年里會發(fā)生什么？當人們對選舉政治領袖的方式有了更為多樣的看法以后，能拿出現(xiàn)成的好建議，總歸是有益無害的。

最后一個問題：中國模式（精英政治）能成功輸出嗎？如何使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優(yōu)異處不受其弊病所侵染？

貝淡寧：我在本書終章提出，中國模式的一部分是能夠輸出的，但如果要輸出整個的體系，載體就必須選擇那些有著“賢能政治”傳承、地域廣大，并且尚未在政治最高層采用一人一票制的國家。比如越南。當然，制度輸出的最佳方法莫過于作出表率，中國必須在一個開放、寬容、人性化的政治環(huán)境中，繼續(xù)完善其“賢能政治”體系。

（貝淡寧教授的新書已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讀者諸君如果想進一步了解貝教授筆下的“中國模式”，可以去翻翻原著：http://press.princeton.edu/titles/10418.html）

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