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又一次強調這個《決定》的意義：“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全面的、全黨范圍的、經過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干部進行的內部教育，過去還很少。從去年7月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³黨性教育和反對宗派主義是延安整風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成為以后黨的建設中始終堅持的重大課題。

與黨性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黨內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的作風。在復雜殘酷的對敵斗爭環(huán)境中，這種不良作風也給革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中央在1941年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3月，毛澤東重新出版了1927年到1934年期間所做的農村調查材料，并在序言中強調：“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lián)系。”

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設立調查研究局，由毛澤東任主任、任弼時任副主任，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和黨務研究室。8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決定》首先指出問題所在：許多同志并不了解20年來黨內因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幼稚無知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這一真理；不了解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系統(tǒng)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不了解情況，勢必導致政策錯誤。

《決定》從黨性的高度剖析了這些問題：“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xiàn)；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lián)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tài)度”。⁵《決定》把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把能否加強對歷史，對環(huán)境，對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進行認真的調查與研究，看作是革命能否成功的決定因素，從我們黨所肩負的使命和黨性的高度，提出了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反對主觀主義的任務。

在對各級黨、政、軍部門開展調查研究的要求中，《決定》體現(xiàn)了毛澤東特有的風格：必須成立專門的調查研究機關，專職從事調研工作，并對調查研究的對象、內容、方法提出了詳細的要求，包括收集研究敵、友、我三方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情況；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作一地、一單位、一問題的典型調查；在農村、在城市著重對于各階級、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利用各種干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責成地委、縣委寫當?shù)孛肆袀?。凡財產五萬元以上的地主、資本家，敵、偽、友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qū)、友區(qū)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縣內外聞名的新聞記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yōu)、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傳記，同時注意搜集照片；專門進行個別口頭詢問，包括干部、官吏、文化人、商人、工人、農民、俘虜、流氓、同情者；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中共中央對調查研究工作之強調，對對象和內容規(guī)定之詳細，都與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及豐富的經驗有關。1927年到1934年，毛澤東在江西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并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工作指導、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正確的階級估量和正確的斗爭策略、中國革命斗爭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重要結論，確立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

對調查研究，毛澤東要求擔任負責工作的首長一定要親自從事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求知的渴望和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要讓群眾把你當朋友，才愿意講真話；要做系統(tǒng)的歷史到現(xiàn)狀的調查研究；調查前列出詳細提綱，在調查時口問手寫；要由點到面，深入解剖典型。

在調查時，毛澤東既找基層中下級干部，也找農民、落魄窮秀才、舊衙門的錢糧師爺、獄吏、破產的商會會長，并稱他們“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時必須采取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tài)度的”。⁸

在延安向婦女生活調查團介紹經驗時，毛澤東講到在興國調查中，請了幾個農民來談話?！伴_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么樣。所以，第一天只是談點家常事，他們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后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了笑容，說得也比較多。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sup>9

《決定》既體現(xiàn)了我們黨反對主觀主義，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腳踏實地工作作風的決心，也反映了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豐富經驗，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最后，《決定》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7月1日所發(fā)《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lián)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干部會議作報告，并討論實施辦法。

《決定》下發(fā)之后，極大地推動了黨內調查研究的風氣，各界別、各部門都紛紛下去調研。具有代表性的是1941年冬，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考察團到甘泉、富縣進行調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張聞天率領調查團在陜北的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興縣的農村進行了為期15個月的調查，寫成《出發(fā)歸來記》，整理出多分調查報告。

在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這兩個決定之后，緊接著就開始了延安整風，開展了一場全黨馬列主義學習運動。通過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黨進一步走向成熟，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進一步體會到毛澤東為什么要把黨的建設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zhàn)勝敵人的三大法寶¹¹，也進一步理解為什么鄧小平強調：“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薄皼]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¹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建設的偉大實踐，就是一個不斷總結和運用經驗的歷史進程。我們今天回望八十年前中共中央所做出的這兩個決定，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了黨的建設的重要性，進一步理解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克服千難萬險奮勇向前的原因，也更堅定了我們下大力氣搞好黨的建設的決心。

注釋：

1.《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一卷下冊，56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568頁。

2. 參看：《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來源：湖北省檔案館，https://www.sohu.com/a/329126892_556544。

3.《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375頁。

4.《<農村調查>序言》，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76頁。

5.《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80頁。

6.《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80—82頁。

7. 參看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53—59頁。

8. 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75頁。

9. 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89—90頁。

10. 以上關于《決定》的介紹，參看《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79—82頁。

11. “統(tǒng)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zhàn)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發(fā)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91年出版，606頁。

12.《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48、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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