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余鵬鯤】

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大學及大學教育？無論是大學校門開放之爭，還是大學“高中化”之疑，抑或文理科專業(yè)之問，再次將這些最基礎的問題放到輿論旋渦。

就在差不多時間，某大學一紙加強博士學位論文質量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在互聯(lián)網掀起不少爭議，也為高等教育、研究生培養(yǎng)等問題扔下一枚重磅彈。在此摘錄其中部分條例：

·不斷提高直博生、碩博連讀生比例，控制非全日制招生規(guī)模，加強導師遴選上崗動態(tài)管理。

·各培養(yǎng)單位的博士生學科綜合考試首次通過率不得高于90%，其中，優(yōu)秀率不得高于20%。

·其他強化過程管理的措施。

·開題報告與學位論文答辯的時間間隔不少于18個月。

·學生畢業(yè)需經5位外審專家盲審，其中有2位專家打分在“合格”或以下即延期半年畢業(yè)。

·其他強化出口管理的措施。

·以上新出臺的管理措施對未進行的培養(yǎng)階段立即生效。

經過數天發(fā)酵，這份通知引發(fā)了以教育圈為主的輿論關注，激起不少博士生的網絡“吐槽”熱情。

很顯然，上述新政對尚未畢業(yè)的學生不太友好。例如，博士生只上一學期的課程，其他時間要么跟著老師做實驗，要么在實驗室自學相關內容。博士生學科綜合考試的存在本來就合理性不足，現在要通過這樣一個考試，考察不同知識背景的博士生，至少還要攔截其中的10%，招致反對絲毫不令人意外。

而且，某大學的博士生學制為3年，一般在預計畢業(yè)時間前12個月完成開題答辯匯報；現將開題與論文答辯時間間隔改到18個月，必然意味著相當數量的學生將因此延畢6個月。

專家盲審原本在概率上并無問題，蓋因盲審的優(yōu)秀率通常規(guī)定在10%~20%,及格率原則上是10%，遇上嚴格的盲審專家可能會高于這個數字，沒有不及格率的要求。有的盲審專家也會向管理部門反映，表示自己抽到的文章質量均較高，無法給出及格評價，而管理部門通常也會尊重專家意見。

但問題是，專家盲審對冷門研究并不友好，對于熟悉的研究哪怕文本條理混亂、晦澀難懂，專家也能很快看懂，并因此產生研究內容明確、重點突出的錯覺。而針對不熟悉的研究則很難讀懂，對其研究價值和工作量等產生誤解，進而影響打分。

近年來，提升研究生培養(yǎng)質量是教育機關和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但諸多措施都將重心放在通過嚴格過關以調動學生和學校的積極性，造成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負面影響，被學生認為“只會苦苦相逼弱勢群體”，最終也并未明顯提高研究生培養(yǎng)質量。

博士生為何感到委屈

實事求是地講，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群體中確實存在學習積極性不足的情況，用他們自己的“黑話”來說：“不逼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優(yōu)秀”。然而，現實中，培養(yǎng)質量并不是只要不斷提高畢業(yè)要求“逼”學生一把就能實現的，就像給死刑犯免除一死，并不能讓他們踢贏世界杯一樣。我們不能唯意志論的無限拔高人的潛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生們確實有委屈的理由。

在過去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中國研究生的培養(yǎng)力度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1983年5月27日，新中國第一批自主培養(yǎng)的博士正式畢業(yè)。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首批博士學位授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除一名工學博士馮玉琳在美國訪問之外，其余17位博士和導師一起得到時任國家領導接見并合影留念。

新中國首批自主培養(yǎng)的博士

他們的導師基本都是院士，例如10001號博士學位證書獲得者馬中騏的導師是1955年就當選院士的胡寧教授；年齡均在30歲以上，其中年齡最大的黃朝商是44歲，本身科研積累就非常豐厚；最后，基本都由多位院士進行學術把關，其平均水平之高可謂空前絕后。

當時，社會的禮贊和關注不輸古代的進士及第。《人民日報》不惜篇幅，一一介紹了這18位博士生的導師、專業(yè)和基本情況，很多地方媒體還對本地大學畢業(yè)的博士生進行對話。

根據《北京日報》的對話，當時有國家領導人有提出疑問：我們國家培養(yǎng)的博士，和國際上的水平比起來怎么樣？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復旦大學谷超豪教授篤定地回答道：“可以達到國際水平”。

就事后來看，谷超豪院士的話還是保守了，至少這樣的師資水平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哪怕在1990年代的重點大學里，一個學習出挑的本科生得到院士的關懷，在最后一學年獲得每兩周與院士當面交流兩小時的機會，也是比較正常的。

同樣的慣常舉措還包括，如這類學生會被院士委托給一位甚至兩位教學經驗較為豐富的老師進行碩士階段的培養(yǎng)；在碩士階段表現突出的，在博士階段成為院士的弟子也不是夢。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研究生可以成為院士的弟子，擁有很多當面向院士請教的機會。龍芯總裁胡偉武就是這樣回憶中國計算機先行者夏培肅院士對自己的培養(yǎng)：“我的博士論文，夏先生她花了8個月，改了26稿”，“是夏先生手把手地教會了我如何做學問”。

夏培肅和研究生胡偉武討論問題

不過，從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擴招，徹底改變了多個老師對一個學生的培養(yǎng)格局。1998年招收博士生1.47萬人，2004年這一數字達到5.33萬人，2009年更高達6.19萬人。博士生的擴招人數又遠不及碩士生，目前在相當多的課題組已經是一個教授面對兩位數的學生了。

除了師生比發(fā)生深刻改變，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得教師角色多元化、青年教師選拔機制改變以及教師社會責任增加，這對研究生的培養(yǎng)也產生了劇烈沖擊，甚至造成師生之間、生校之間的日益對立。不少學生認為導師既想維持過去的“學徒模式”，又不愿像上世紀90年代的老師那樣指導自己。這成了矛盾對立的主要原因。

但客觀來說，目前對于大部分師生而言，很難做到每個碩士生每兩周獲得導師2小時左右的單獨指導，也很難保證每個博士生每周獲得導師2小時左右的單獨指導。即使通過行政命令來達到這一教學指標，這種指導也很難稱得上有效指導。

因為在現行的培養(yǎng)模式以及青年教師選拔機制下，博士生想要盡快成為擁有編制的教職，勢必要選擇前置研究較多、課題組積累豐富的課題。一旦拿到編制后，又想要沖擊“千人”、“長江”甚至院士等學術頭銜，前面的研究就顯得過于常規(guī)了。為了有效開辟新方向，通常是一個學生一個方向，然后導師本人又是另一個方向。

此時，導師實際上對任何一個方向都沒有過深了解，大多是靠過去研究的一般經驗進行指導。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導師從博士生畢業(yè)到副教授，沒有經過師資博士后的階段，而是完全科研型的講師，那么導師實際上不會有多少和學生面對面深入交流的機會，甚至社會經驗也顯得局促，這種情況對帶好學生更是一大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