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治公文是服務于政治內容，而非為了凸顯政治公文而犧牲政治內容。公文的存在是為了能夠讓各級政府迅速、全面的掌握相關信息，確保政令與政績的下傳上達，建立較為客觀的分析、評判、考核、懲戒之標準。“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小鮮”指的是各種現(xiàn)實生活中復雜的政治現(xiàn)象，而非公文里用文字寫出來的子丑寅卯。如果本末倒置，把政治公文的地位放在首位，那么很可能將使這些目標都難以實現(xiàn)，甚至出現(xiàn)截然相反的效果，即以公文替代實效，以文字掩蓋現(xiàn)象，把治理簡化為撰寫公文。如此這般，將無助于政治信息的傳遞，無助于優(yōu)化行政效率，無助于實現(xiàn)基本的政治運作與政治整合。古人常說為政之道要注重“循名責實”，《荀子》和《韓非子》這兩部著名的古代政治典籍里有大量關于現(xiàn)象與名詞關系的辨析，從政治公文之功用的角度來理解，就是警告世人不要把公文擺在不當?shù)奈恢?，不要被公文蒙蔽了判斷。一旦出現(xiàn)了這種現(xiàn)象，就極易出現(xiàn)官僚主義，把政治的準確性、時效性、完整性消耗殆盡。

其次，認識到政治公文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就必須注意如何才稱得上合格的公文。1958年，在親自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指出：

文章和文件都應該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F(xiàn)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第二判斷不恰當；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催@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

相反的，一旦任由他所指出的這些缺點在政治公文中流行，那么非但不能改變不良風氣，恐怕還會進一步加劇不良風氣。1942年在《反對黨八股》一文里，毛澤東就列舉了八條“黨八股”的罪狀：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些特點，或許值得引起人們警惕。

最后，優(yōu)化政治公文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而非將繁冗的政治公文充斥于政治活動之中。在現(xiàn)代社會，國家治理需要顧及方方面面，每天都會有大量的信息出現(xiàn)，日常行政，特別是基層日常行政在工作量上就會增加許多。如果不注重優(yōu)化政治公文的數(shù)量，精簡不必要的公文往來，那么基層公務人員將面臨異常繁重的工作壓力，需要在日常填寫、審核、回復大量公文。

網(wǎng)友繪制的“基層干部改造設計圖”

雖然隨著技術手段的增進，許多過去需要大量人力資源的活動可以借助新技術來完成，但仍有許多事項在現(xiàn)階段必須要由具體的人去處理。就此而言，假如公文數(shù)量未能減輕，反而加重，那么很可能會造成許多適得其反的后果，無助于實現(xiàn)理性、高效、連續(xù)性、統(tǒng)一性等現(xiàn)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更有甚者，很可能出現(xiàn)前面所提到的現(xiàn)象，即為了凸顯政治公文而犧牲政治內容，不但讓許多勤勤懇懇的基礎公務員叫苦不迭，各種官僚主義作風也會隨之而生。

總之，認識“文牘政治”，必須站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高度上來進行。在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的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65年，他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換新顏”。據(jù)當時主要陪同人員之一的王卓超回憶，毛澤東對他說：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xiàn)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lián)就是教訓。

回顧中國現(xiàn)代史，中國共產(chǎn)黨在黨的建設中時刻注意反對官僚主義，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官僚主義與脫離群眾的問題十分敏感，不斷嘗試在制度設計與日常實踐中杜絕這一現(xiàn)象。今天，在實現(xiàn)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借鑒吸取這些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在政治實踐中不斷克服官僚主義所可能產(chǎn)生的危害，避免“文牘政治”的各種弊病，讓政治公文真正發(fā)揮其正面功用，使信息傳遞與上下溝通更為順暢，行政效率不斷得到提高，這也是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