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說，他們可能希望從新的海上航線中賺到錢來支付非常昂貴的、不會讓他們賺錢的陸上線路。那種穿過整個緬甸進入若開邦的做法，或是保衛(wèi)從興都庫什到印度洋的巴基斯坦路線，這不僅昂貴，而且地形非常危險。中國人很現實，知道這不會是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yè)。筆者不清楚它們最終是否會有回報，但這是一項對他們自己的戰(zhàn)略承諾：如果遭遇海上封鎖，仍有渠道進入印度洋。無論他們有多少資源投資于新的海上航線，都必須與所有的投資和成本及其他投入的資源進行權衡，以使陸地道路變得可行和有價值。這一切最終是否會產生積極效果仍然未知，但這條新的海上航線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置于海陸聯(lián)動的大背景下。

結語

這條全新的“海上絲綢之路”需要面對一個全新的東盟，因此東盟的內部事務及其他國家如何看待東盟，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在中美競爭中，雙方都希望東盟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而東盟的最優(yōu)解是保持中立、誰也不依靠，只要能保持團結和持續(xù)中立，那將是理想的。但這仍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美雙方將持續(xù)努力，至少多爭取一些國家支持自己，因此這對東盟來說將是持續(xù)存在的挑戰(zhàn)之一。

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當然他們也知道美國一直很感興趣，因為是美國人最早創(chuàng)造了東南亞這一概念。因此，如果中國人能夠確保東盟保持自主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們就會感到滿意，并將此視為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東盟的中立本身就意味著進步，因為中國與東盟的關系是從沒有任何朋友的狀態(tài)開始的。至于“海上絲綢之路”本身，如果中國人不賠錢，并能用他們在那里賺到的錢維持其陸上“一帶”的巨大成本，就已經是非常幸運了。

中國在海洋方面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在外交上如何運用和回應國際法的問題。中國的一些外交話語實際上很笨拙，展現出他們對國際法缺乏基本了解———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基本上不明白國際法是如何被用于政治目的的，也不知道如何回應;當他們試圖回應時，他們的語言聽起來很沒有說服力。如何在海洋上劃出邊界，是中國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中國人很擅長在陸地上劃定邊界，但如果尚未認真考慮就用同樣的邏輯來解釋大海，就是在自找麻煩。當談論海上界線時，聲稱九段線是合理的，或是用歷史來解釋，說服力是需要考慮的。

海外華商共話成都與東盟國家合作發(fā)展機遇。圖源：視覺中國

當然，一些東南亞聲索者提出的類似說法同樣也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雙方提出的邊界都是在最近幾十年才劃出來的新線。事實上，沒有人知道如何劃線;那些試圖劃線者實際上都在制造同樣的問題，因為他們并不了解他們所引用的每條國際法的真正內涵。《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花了很多年試圖解決海上劃界問題，但實際上國際法本身對于立法者和國際法學家來說并不明確，國際法自身就構成了有爭議的問題，只會使原本突出的問題進一步復雜化，更遑論對解決爭議有所幫助。

國際法是西方基于基督教傳統(tǒng)而創(chuàng)立的，但西方人自己并不遵守。其最初目的是在歐洲各國都在向所有方向擴張時，需要制定一套法律體系來逐步減少彼此的沖突。因此，它只適用于被認為是“文明國家”的歐洲列強，而對于任何東方帝國來說都不適用。

對此，美國人比中國人有更好的理解，所以直到今天，美國人還沒有批準《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因為他們知道《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某些部分實際上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東亞和東南亞都是在最近才開始學習國際法的，然而往往意識到它實際上構成了對自己利益的掣肘而非伸張。

1945年后成立的新國家大多在學習如何在這個國際法的世界中生存，但那些制定國際法的國家早已學會了如何使用它，當然也以某種方式定義了法律。因此，我們應以一種非常模糊的方式來看待國際法的功能，在使用國際法的方式上實則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潛在問題。例如，即使中國以完全合法的方式使用它，那些當初沒有參與這項國際法創(chuàng)制的國家，仍會感到十分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