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并發(fā)表演講。習近平在發(fā)言中提到了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愿同世界各國政黨加強往來，分享治黨治國經驗。

談到政黨政治制度，中西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正如本文作者、國研智庫產業(yè)經濟研究院院長李曉鵬所言，西方政治權力的過度內耗，使其失去了制衡資本權力的能力。相比之下，有著數千年職業(yè)文官制度的中國，更有可能發(fā)揮職業(yè)政治家的才能，創(chuàng)造更公平的社會，為世界各國提供借鑒?！?

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形成發(fā)展的過程中，政治思想的大師們，對于封建專制主義下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危害印象深刻。因此，大家都想著怎么樣把政治權力給盡可能的削弱，以限制其破壞力。為此，他們想出了很多辦法，諸如三權分立、直接選舉、兩院制、政黨輪換、最高領導人定期輪換制度等等。經過上百年的實踐與傳播，這些思想已經深入人心，這些制度成為人類政治設計的基石，非常成功的將政治權力削弱了。那種政治權力專橫的時代，已經永遠的過去了。

但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問題又變得嚴峻起來：政府變得過于軟弱之后，在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的分配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越來越小，而自由市場的力量則不可避免的導致了這些資源朝著少數人手里集中。政治力量已經不再是資本權力的對手，它在保障基本的社會公平公正方面往往無能為力，甚至淪為資本權力進一步擴張的工具。

以美式民主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目前來看，確實暴露出了很嚴重的缺陷。那就是政治權力相對于資本權力，顯得過于軟弱了。不能起到有效的遏制資本掠奪、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簡而言之，就是政治權力在保護底層人民免遭資本權力的掠奪方面，已經力不從心。

美式民主制度，單純從政治的邏輯來看，是幾乎完美無缺的：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兩黨輪換的政治競爭，公開公正的全民投票，再加上受到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所有這些渾然一體，其內在邏輯經過啟蒙運動以來的無數思想大師們的思考，已經被梳理得非常清楚了，怎么看怎么有道理。作者在學習經濟學之前，先學習了四年的法學。那個時候，每天泡在大學圖書館里學習美國的政治法律思想，對美式民主制度，可謂“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是，如果我們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思考，這一套制度設計，就有很大的漏洞。它會產生一種“鷸蚌相爭、資本得利”的結果。政治權力的過度內耗，使得它失去了制衡資本權力的能力。

舉個例子：法律規(guī)定，在議員或總統、州長競選中，任何美國公民、社會團體都可以自由的、獨立的在報紙電視上打廣告支持或者攻擊某個政治候選人及其政治觀點。這種權利，政府無權干涉。

這種制度，看起來很好，但結果是只有有錢人才買得起昂貴的媒體廣告來影響選舉。競選雙方互相攻擊，資本家負責提供火力支持。結果必然是兩黨候選人都要想辦法討好有錢人，以換取自己的政治利益。這個時候，本該是天下公器的政治權力，就成了資本的婢女。

我們不妨再舉一個和中國關系十分密切的例子。

1948年前后，蔣介石在內戰(zhàn)中節(jié)節(jié)敗退，共產黨在中國的全面勝利已經不可避免。怎樣處理和國共雙方的關系，在美國政府內部存在爭議。政府里面有一批很了解中國情況的有識之士，主張和共產黨接觸。其中包括威望很高的國務卿馬歇爾將軍。他是美國的二戰(zhàn)英雄，在國共內戰(zhàn)的時候充當調停人的角色，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對共產黨人的看法也比較理性一些，認為美國和中共是可以溝通的，不一定非要做死對頭。

但是，當時美國影響力最大的雜志《時代周刊》和《生活》的老板，叫做盧斯。他跟蔣介石夫婦的私人關系很好，是個狂熱的反共分子。在美國，政府不能搞言論審查，但資本家對于自己控股的媒體，則可以隨意審查其言論，沒有任何限制。美國歷史學家大衛(wèi)·哈博斯塔姆在記錄朝鮮戰(zhàn)爭的《最寒冷的冬天》一書中記錄道：“他（盧斯）的《時代周刊》和《生活》雜志記者不能報道有關蔣介石徹底失敗及中國共產黨大獲全勝的新聞，否則他一定會親自進行審核、修改，使其最終成為對蔣介石有利的報道。有很多新聞對蔣介石的為人處世以及他的最終命運作了公正的報道，但是盧斯不為這些報道所動，而是更加嚴厲地對待那些收集、發(fā)布這些消息的人?！?

盧斯去世時，《時代》周刊封面

顯然，此時，這些政治上自由的媒體，卻面對著資本的嚴厲審查。只有資本家盧斯贊同的觀點才能被報道，不贊成的報道則被他刪除或修改。而且他還可以利用資本的權力來懲罰那些不贊同自己的記者——比如克扣工資或者威脅將他們開除。對于這種資本權力對言論自由的侵犯，美國的法律制度沒有任何限制。

這種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不對等，讓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的制定上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馬歇爾都反對援助蔣介石，認為這純粹是在浪費錢，給國民黨軍隊援助就等于送錢和送武器給共產黨——事實確實如此。杜魯門暗地里派人調查援助蔣介石的資金的去向，發(fā)現很大部分被蔣介石家族貪污了。他憤怒的說：“（國民黨人都是）一群貪官污吏和詐騙分子。我敢打賭，援助資金中的10億美元現在都存在紐約銀行里（國民黨高官們的賬戶上）?！?

但是，杜魯門不僅不得不繼續(xù)向蔣介石提供援助，而且連這種憤怒的話也只能在私底下說。因為他在政治上遭到了國會里面的反對黨的猛烈攻擊，說他和馬歇爾的軟弱態(tài)度使得國民黨在中國失敗。

兩黨之爭，或許還可以平等的討論問題。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對立的兩個黨派不斷爭吵，可以讓事實越辯越明——這也正是美國政治制度設計的邏輯。這個邏輯看起來是很好的。但政府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而與社會經濟融為一體。這個邏輯沒有把資本的力量考慮進來。大資本及其控制的媒體的加入，徹底打破了政治力量的均衡。這個時候，如果他們控制的媒體更客觀的報道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真實情況，美國政府就可能放棄援助國民黨；反之，則不能放棄。面對一個內部分裂的政府，資本的力量站在哪邊，哪邊就會獲勝。這就叫“鷸蚌相爭、資本得利”。美國政府的決策此時已經屈從于資本的權力，在明知國民黨必敗和存在嚴重貪污的情況下，仍然拿著納稅人的錢去打水漂。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個既能體現民主原則，又能讓政治權力保持獨立地位，能夠遏制資本權力過度擴張，有效促進稀缺資源公平分配和的新的政治制度，就成為了人類經濟社會繼續(xù)進步所必須。

如果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此類問題，就如樂觀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所贊同的那樣：市場是萬能的，政府只需要扮演一個維護治安的守夜人角色，人類社會就會自發(fā)的獲得經濟繁榮。那當然是最好的?；蛘?，如計劃經濟的贊同者所想象的那樣：成立一個完美的政府，什么事情都按照科學的計劃來進行，人類社會就可以進入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結果也很不錯。

可惜的是，人類并非一種完美的生物。由于天賦的差異，以及貪婪與恐懼并存的人性，使得每個人都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fā)來自由的交易，并不能導致一個完美無缺的結果。也使得我們試圖建立一個完美政府的努力注定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