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穆斯林的國家認同，既然在帝國時期，他們能夠?qū)㈨樦髋c忠君統(tǒng)一起來，那么，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通過承認與認同的雙重努力，也完全可以將國家認同與宗教認同融為一體。因愛教而倍愛國，以愛國而促愛教。因其所愛之教，非他國之教，乃中國之伊斯蘭教。而其所愛之國，乃生我養(yǎng)我之祖國。如何能舍祖國之我教不愛，而愛他國之教！

近代以來，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中國穆斯林“愛國愛教”意識覺醒。早在1906年11月，回族人丁寶臣創(chuàng)辦了回族第一份白話文報《正宗愛國報》，該報主筆丁竹園即發(fā)表題為《愛國質(zhì)言》的連載文章，指出：“我們的祖宗埋在中國，我們本身在中國，吃的中國土產(chǎn)，飲的中國水泉，骨肉手足親戚朋友，全在中國，不愛中國，何能說得！”1907年，我國回族歷史上第一份自辦刊物《醒回篇》就提出，中國回教眾人，作為國民，忠于國家的義務：“人非國家不存立，非父母不生活。此孝于親，忠于國，所以為人子之天職，國民之義務?！?

抗戰(zhàn)期間，日寇野蠻侵略，中國穆斯林的愛國熱忱受到極大的激發(fā)，“愛國愛教”成為穆斯林群體的共識?！对氯A》第10卷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慷慨陳詞：“我回教民眾身在中國，中國即為我之國家，國亡家破，宗教安能完整。”他們將中國人民正義的抗日戰(zhàn)爭稱為“神圣抗戰(zhàn)”，號召效法先烈的犧牲精神。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愛國與愛教的統(tǒng)一性：“國之不存，教將安附？”

當時社會上有些人別有用心，企圖制造回漢隔閡，破壞抗戰(zhàn)大業(yè)，說什么穆斯林“只愛教不愛國”。此等誣妄讕言，不僅無視各界回教同胞的抗日義舉，更是對浴血奮戰(zhàn)在抗日前線回教將士的大不敬?？谷帐钱敃r主流社會的共識，一旦“不愛國”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坐實了，回教同胞將何以在中國社會立足，何以自居為中華民族一員？

是可忍孰不可忍，幸有回教賢達唐柯三挺身而出，懟得有理，辯的精彩：“我回教人固然患愚患貧，但外人目我為智識低，我不否認，呼我為窮回回，我不反對。唯獨說我是不愛國，則我絕對不能承認，蓋不愛國就是不遵教義，不遵教義，尚算得起是個回教人么?！?

抗戰(zhàn)時期，一則與愛國有關的圣訓廣泛得到推崇。從今天留存的歷史報刊，不難想見當時引用之盛。這則圣訓在傳述中文字略有差異，但意思并無分歧。有云：““愛國屬于信仰道德之一部分。”還有從另一角度所說“至圣曰：愛國屬于信德，換言之，不愛國即有損于信德也?！敝钡浇裉?，這則圣訓仍被廣泛引用，成為不少人都耳熟能詳?shù)囊痪湓挕皭蹏切叛觯ㄒ连斈幔┑囊徊糠帧薄Ｓ纱丝梢?，中國穆斯林的愛國熱忱，從未因其宗教信仰而削弱，反而得到加倍鼓舞，每每在民族國家興亡的重大關頭，爆發(fā)出驚人力量。

▍非國教的伊斯蘭教：以中國化的“教法隨國論”抵御極端化的“教法建國論”

巴基斯坦宗教學者毛杜迪（Abul Al’a Mawdudi）提出，通常所說的“伊斯蘭國家”只是一個習慣用語，指以穆斯林為主體的社會，但與國體、政體沒有實質(zhì)聯(lián)系。確切說來，應稱為穆斯林國家。而一個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國家，應當是一個以伊斯蘭法治為基礎的政教合一的神權(quán)政體，包括以下幾項基本原則：其一，真主主權(quán)論。伊斯蘭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屬于真主，這是伊斯蘭國家的首要原則。國家必須以神圣的沙里亞為基礎，實行伊斯蘭法治。其二，先知權(quán)威論。先知權(quán)威原則指的是承認和服從先知的權(quán)威。先知直接承受和傳達安拉的啟示，有權(quán)代行安拉的政治和法律主權(quán)。先知權(quán)威原則的重要性僅次于真主主權(quán)原則。其三，代治權(quán)論。真主將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委托給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國家是真主的代治者。國家自身雖無立法權(quán)，但國家作為受命于安拉的代理人，有權(quán)代行安拉之律法，并據(jù)此行使統(tǒng)治、管理國家。在伊斯蘭國家中，代治權(quán)并不屬于某個個人、家族或階級。它屬于全體穆斯林烏瑪。其四，協(xié)商論。協(xié)商原則指的是一切集體事務需經(jīng)協(xié)商解決。

毛杜迪的“伊斯蘭國家理論”是典型的現(xiàn)代世界產(chǎn)物，以激進的政治伊斯蘭為代表的極端主義，以此作為蠱惑的口號。毛杜迪還只是后來者，伊斯蘭國家理論的奠基人實際是拉希德·里達（MuhammadRashid Rida）。面對奧斯曼帝國解體和哈里發(fā)制度滅亡，他提出了創(chuàng)建伊斯蘭國家的方案。在他的方案中，國家以真主意志的體現(xiàn)即伊斯蘭教法為最高原則。

“伊斯蘭國家理論”看似處處立足于正統(tǒng)，從真主到先知，從代治到協(xié)商，但本質(zhì)上卻將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完全顛倒。首先，正統(tǒng)穆斯林一般將認主獨一放在首位，而在“伊斯蘭國家理論”表面看將真主主權(quán)列為首要原則，實際上卻圍繞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展開，將“建立伊斯蘭國家”當作首要目標。其次，在正統(tǒng)的教義學里，內(nèi)心承認、口舌招認、身體力行（此第三條是否屬必須條件，各教義學派尚存爭議），是成為穆斯林的必要條件。而毛杜迪則認為，順從真主并不僅僅意味著個人對真主的認信，還包括“建立伊斯蘭國家”這項政治要求，在他那里，是否致力于建立伊斯蘭國家，竟成為評判一個穆斯林是否合格的標準。

可見，與其說其真正思想動力來自正統(tǒng)伊斯蘭信仰，不如說是源自西方現(xiàn)代民族國家理論與實踐的刺激。其錯謬之處在于，既無視傳統(tǒng)，更有?，F(xiàn)實。本文提出的“教法隨國論”與毛杜迪等提出的“教法建國論”相峙而立。不同處境，造就不同思想。一者來自中國伊斯蘭教長達千年的本土經(jīng)驗，一者來自宗教極端主義面對現(xiàn)代世界的臆想。

“教法隨國論”既可抵御某些以實施“教法治國”為蠱惑的宗教極端思想，亦有助于消除社會上一些關于中國穆斯林的疑慮乃至雜音。俞正聲主席2017年5月在寧夏調(diào)研時指出，要深刻認識做好網(wǎng)上涉民族宗教問題言論處置引導工作的重要性，加強正面宣傳引導，擴大正確民族宗教政策的聲音，加強對重點網(wǎng)絡平臺的管理，及時回應網(wǎng)上熱點輿情問題，建立健全網(wǎng)絡輿情管控引導工作機制，統(tǒng)籌推進線上處置和線下工作，營造風清氣正的網(wǎng)絡環(huán)境和輿論氛圍。近期網(wǎng)絡上一些極端言論，無視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中華民族在實現(xiàn)民族平等團結(jié)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肆意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上針對特定宗教、特定群體進行“侮辱、抹黑、傳謠、挑撥”。其意圖恐不盡在于逞一時意氣之爭，在兄弟民族之間一爭高下。這些傳聞本身，多屬無稽之談，根本經(jīng)不起事實檢驗。比如，近期在網(wǎng)絡上流傳甚廣的所謂“穆斯林建國路線圖”。僅以一語即可反駁：中國穆斯林從最初的外來蕃客，經(jīng)過長期本土化演變?yōu)榻裉斓膰夜?，其間歷經(jīng)1360余年。假如真是“潛伏”的話，那么未免潛伏的時間太久；如果是“偽裝者”的話，也未免偽裝的“太真實”了。

中國穆斯林歷來主張“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而極端思想?yún)s將建立伊斯蘭國家曲解為信仰的一部分，宣揚“建國是信仰的一部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應是死對頭的宗教極端主義與世俗極端主義，在此問題上竟然形成了某種“合謀”——宗教極端主義蠱惑中國穆斯林“造反建國”，而世俗極端主義則污蔑中國穆斯林“陰謀建國”。合謀的達成與默契，在于其目標的一致。各種極端勢力都企圖借宗教與民族話題，制造不安，分裂社會。單個的極端主義，固然值得警惕，但只有各種極端主義的“合謀”，才能造成對社會的真正撕裂。

▍“教法隨國論”七要

“教法隨國論”即教法隨順國法，來自伊斯蘭教法適應中國社會的本土經(jīng)驗。其理論綱要包括以下七點：

（1）“隨順國法論”。即教法隨順國法，國法與教法產(chǎn)生張力時，中國穆斯林采取“隨順”態(tài)度，主動適應。這一概括，既來自中國伊斯蘭教長達千年之久的本土化經(jīng)驗，也符合伊斯蘭教所倡導的中正之道。

（2）“教隨人定論”。教法的地位，通常由穆斯林在特定社會的身份確定，乃教隨人定。

（3）“法順時行論”。教法的實行，根據(jù)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有所變通，有所損益，乃法順時行。

（4）“信仰在地論”。伊斯蘭教是普世性宗教，其普世性必須經(jīng)由特殊性方能落實，乃一中見多，多種蘊一。無論何時何地，穆斯林都可以實踐信仰，而不以是否身處伊斯蘭國家為標準。宗教極端主義所謂“建立一個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絕非實踐信仰的必要條件。

（5）“政教互動論”。政主教從的傳統(tǒng)下，政治權(quán)威和宗教信仰通過互動，共構(gòu)關系。政可主教，教亦輔政。在政教分離的公民社會，伊斯蘭宗教信仰與功修的社會定位乃是：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部分公民的宗教信仰，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傳統(tǒng)及生活習慣。

（6）“認同統(tǒng)一論”。中國穆斯林歷來主張的“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今后更應將愛國與愛教相統(tǒng)一，而非割裂視之。因愛教而倍愛國，以愛國而促愛教。

（7）“多元共體論”。中國穆斯林與包括宗教徒在內(nèi)的其他群體，生活在同一社會，一致遵守國家法律，同呼吸共命運，構(gòu)成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文章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