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民族國家的觀念從何而來？正是從“外爭國權”的五四運動而來，從巴黎和會的“奇恥大辱”對知識分子“多年教育”的沖擊而來，從白話文作為交流溝通載體推動現(xiàn)代教育更快更廣的普及進程而來。觀念變革驅(qū)動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對世界改造的加速，遠比重點倡導“不隨地吐痰”之類的新生活運動重要得多。

以語言教育為牽引的現(xiàn)代文化和現(xiàn)代教育在偏遠山區(qū)的普及，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在我所掛職的滇西國家級貧困縣，且不說普通話的推廣普及，便是作為方言的地方版本“漢話”，也不能說達到全覆蓋的程度。而在大市場、大流通的格局中，不會說普通話、不會寫標準漢字，意味著隔絕于現(xiàn)代教育文化和市場體系之外，非但在自身文化水平提升上受到限制，也直接影響到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可接受程度和就業(yè)質(zhì)量。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顧頡剛將討論的重點回歸到學術與教育，指出了兩個“可怕的現(xiàn)象”。

一是教育“大躍進”誘發(fā)的整個大中學教育體系的質(zhì)量失控。五四運動風云際會在北京大學的直接后果。那是因為五四時代只有北大一家國立大學，全國人才趨之若鶩。五四之后，國立大學增加，而不少?？菩栽盒Ｒ捕忌駷榇髮W。

大學“擴招”，大學教師供不應求，于是中學里一些優(yōu)秀的教師轉作了大學教員。兵荒馬亂之際，大學教師礙于面子還能堅守崗位，中學教員本身社會地位和收入都不如前者，于是離崗或兼職經(jīng)商者不在少數(shù)，加劇了中學教師的缺口，于是“剜到筐里就是菜”的濫竽充數(shù)就見怪不怪，中學教學質(zhì)量的下滑便成為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顧先生憂心忡忡道：

“我親眼所見，許多大學里初畢業(yè)的劣等生，論學則懵然無知，寫文則別字連篇，這一類的廢材居然一個個當了中學教員，而且校方求之不得、一提就成，初不必本人去鉆營請托。我又親眼見到，原有的中學教員，一教十年廿年，一本新書都不曾看，上了堂馬虎敷衍，下了堂打牌吸煙，比朽木還要腐敗，然而憑了這一點老資格，他們在學校里養(yǎng)老是沒有疑問的了。中學如此有名無實，中學教員如此走向沒落的路途，然而中學是有志上進的青年所必須經(jīng)歷的階段，又是恰當青年人最富熱情而又最容易脫出正軌的時期，最適宜于學習而又最不了解自己責任的時期。把他們交付到一班衰老腐化的中學教員手里，我真為他們捏一把冷汗，覺得他們的前程總要給這班人斷送了！”

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顧頡剛指出的第二個可怕問題是，大學文科教育或我們今日廣義上的通識教育的沒落。無論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運動，都與北大息息相關，然而追根溯源，必須落在北大一眾文科師生的肩頭。北大文學院一時風頭無兩，領風氣之先。

其實彼時的辦學風格已然分為兩個取向，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學為一種，以郭秉文的東南大學為另一種。前者受留學德國的蔡氏影響，重基礎、重學術。后者受留學美國的郭氏影響，重應用、重服務。兩者并無對錯之分，本是相得益彰。

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執(zhí)掌北大，以兼容并包的方針大搞改革，本意針對的是當時北大的“精致利己主義”，所以他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學商科的不為發(fā)財，學法科的不為做官”，正是德國教育家洪堡關于“大學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學生有可能，或者說它迫使學生至少在他一生當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于他個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的教育理念。

蔡氏關于“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文、理，學也；法、商、醫(yī)、工，術也”的說法，更是直白道出他心目中大學的理想類型，就是致力于基礎科學的研究型大學。

顧頡剛時隔二十余載重提蔡校長的舊話，針對的是當時業(yè)已十分嚴重的職業(yè)導向或就業(yè)導向的專業(yè)選擇，他認為大學應該是人才教育而不是職業(yè)教育，職業(yè)教育是由?？茖W校去辦的。

五四之后到四十年代，中國大學里工科崛起并逐漸成為吸引學生數(shù)量最多的系科的狀況已經(jīng)比較普遍，而與此同步的正是文學院為代表的五四時期具有“領導性”的系科地位的相對下滑。無論是從實業(yè)救國的政治正確而言，還是從就業(yè)擇業(yè)的出路角度來說，這其實是那個動蕩年代很可理解和接受的一種變化。不過，身在文科的顧先生還是略感傷感地自問自答：

“有國文很好的學生嗎？有，在工學院?！薄坝杏⑽暮芎玫膶W生嗎？有，在工學院?！?

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他甚至頗有些頹廢地說：

“好學生都投向職業(yè)教育方面去了，剩下來的平凡猥瑣的學生，想進職業(yè)教育之門而不可得，聊勝于無，只有姑且進了文學院以取得大學畢業(yè)的文憑，作他年混飯的階梯……優(yōu)秀學生進了職業(yè)性的院系固然未始不可擔任領導的工作，但一個人既進入了一種專門的職業(yè)，見聞所及必定囿于局部，他作廣大領導的機會當然減少，就是做這領導的興趣也定不會很高的了。這是國家的埋沒人才，還是人才的自甘埋沒？所以我覺得，這真是我們將來的隱憂，要紀念五四的人決不可忽略了這一點?！?

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我們當然可以事后諸葛亮的視角指摘前人，認為這是過于狹隘地理解了通識教育與職業(yè)教育的關系，而且是可以通過學制的合理設計與教學改革協(xié)調(diào)二者，致力于一種寬口徑、厚基礎的卓越人才培養(yǎng)模式?？墒沁@種輕松的方案在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其“何不食肉糜”的觀感大概并不會更好一些。

顧文的最后，回歸到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的白話文小說那句著名的“救救孩子”上，盡管魯迅與他之間矛盾誤會甚深，此刻他只想說一句：“為了保持五四的精神，使它能達到將來建設使命，我們尤其應當救救孩子！”

總之，這場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新文化運動所引導，由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發(fā)起的朝野博弈的政治運動，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chǎn)黨等現(xiàn)代政黨建設以及中國現(xiàn)代教育和現(xiàn)代文化事業(yè)等培養(yǎng)和儲備了眾多人才。直至今日，關涉五四的諸多話題及其歷史細節(jié)，仍是激蕩知識界的重要課題。

百年“五四”，必然會得到隆重的紀念。一方面，由于國共俱為“五四”之子，不接過和扛起這面旗幟，就會讓對方占去先機，因此必須如2005、2015年的抗戰(zhàn)勝利紀念一樣，爭奪和牢牢掌握紀念的話語權。另一方面，紀念好“五四”百年，也是兩年之后紀念好“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如期實現(xiàn)和紀念好建黨百年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必須以雄辯事實再次證明“中國共產(chǎn)黨是五四精神最忠誠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