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為阻撓政改，反對派都做了什么》，我們提到，反對派為何顛倒黑白，把一個“真普選”方案貶為“假普選”？這就需要深入分析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政改支持者游行

“親英港人”“治港”

1984年7月，中英兩國政府代表草簽關于香港問題聯(lián)合聲明前2個月，港英政府發(fā)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宣布在香港引入西方選舉制度，在1997年7月1日前，逐漸將一個權力完全集中于港督的制度，向權力源于香港本地居民的制度過渡，同時，培養(yǎng)忠于西方、尤其效忠倫敦的政治領袖，旨在以“還政于民”對付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國政府在已然定形的中英聯(lián)合聲明文本中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英帝國無法以“主權換治權”來繼續(xù)管治1997年7月1日之后的香港，于是，改為在“九七”前改革香港政制，“迂回”地爭取延續(xù)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影響力。其用心是，借助“路徑依賴”，讓“九七”后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制民主化按其“九七”前設定的方向發(fā)展，最終實現(xiàn)“親英港人”“治港”的目標。

由此，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形成，我在2000年出版的《香港跨入新紀元的腳步》一書中稱之為“香港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

兩大陣營形成

在1989年春內(nèi)地發(fā)生政治風波后，1990年英國在香港推行“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居英權計劃”），提供香港50000個家庭以“英國公民”名額，他們可以隨時赴英國定居而無需“坐移民監(jiān)”。通過這一計劃，倫敦對今天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擁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1991年，港英當局首次將立法機關總共60個議席中的18席以分區(qū)直選方式選舉產(chǎn)生，由于歷史因素，當時成立不久的反共政治團體取得勝利。經(jīng)此一役，香港形成兩大對立政治陣營，一方是打著“民主”旗號旨在“拒中抗共”不愿回歸的親西方政治勢力，一方是堅持香港殖民政制民主化與回歸祖國相協(xié)調(diào)的愛國愛港陣營。

1992年，華盛頓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標志著美國公然介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而且，憑籍超級大國實力，后來居上，成為“拒中抗共”勢力又一個后臺老板。

1992年上任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不顧中英兩國政府已就“九七”前后香港政制過渡所達成的共識，悍然單方面推行改革，不僅破壞《基本法》關于“九七”前后香港立法機關“直通車”設計，而且，激化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1997年7月至2002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第一個5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fā)空前嚴重經(jīng)濟衰退，第一屆政府不觸及政治問題，使經(jīng)濟和民生問題蓋過政治矛盾。然而，2002年下半年，特區(qū)第二屆政府貫徹《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維護國家安全展開本地立法工作，政治矛盾立即浮現(xiàn)。

2003年七一游行，“拒中抗共”勢力第一次喊出“反對廿三（按：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還政于民”的口號，亮出底牌——他們所追求的民主制度是為實現(xiàn)當年唐寧街10號的理想，同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相沖突。

2005年下半年，接任第二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提出關于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和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產(chǎn)生辦法，事先私下征詢反對派得到正面反應，然而，方案公布后遭反對派捆綁否決。除了反映若干西方國家在香港有利益不一致之處，主要因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難以妥協(xié)。反對派及其后臺老板所追求的是“盡快全面”控制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他們當時顧慮的是，如果接受2007年和2008年兩個產(chǎn)生辦法“循序漸進”，那么，就很難如其所愿盡早實現(xiàn)普選。

2010年上半年反對派陣營在對待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chǎn)生辦法上暫時分為“溫和”與“激進”兩翼。公民黨和社民連組成的“激進反對派”實施“五區(qū)總辭，變相公投”，折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惡化。民主黨為首的“溫和反對派”同中央駐港機構商談，愿意接受中央關于2012年立法會的區(qū)議會界別新增議席與原議席產(chǎn)生辦法相區(qū)別以符合《基本法》的主張，使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產(chǎn)生辦法取得成功。

然而，“拒中抗共”勢力分化是暫時的。民主黨在2011年11月區(qū)議會和2012年9月立法會競選中遭其一部分支持者拋棄而損失選票和議席，使其領導層改變曾經(jīng)的妥協(xié)態(tài)度。同時，經(jīng)濟民生結(jié)構性問題愈益惡化，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明顯階級對立，加之第三屆政府施政懈怠，經(jīng)濟民粹主義盛行向政治民粹主義蔓延。

中國與西方國家博弈的局部縮影

2003年，《內(nèi)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jīng)貿(mào)關系的安排》（CEPA）簽署和實施以來，香港與內(nèi)地經(jīng)濟一體化迅速拓展。兩地民眾交往不可避免出現(xiàn)局部性暫時性問題。更重要的是，“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后臺老板眼看香港經(jīng)濟愈益依賴國家，妨礙他們在香港復制西方政制。于是，從2011年1月開始，抓住兩地交往中局部性暫時性問題，不斷炮制反對內(nèi)地居民和中央政府的社會風潮。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xiàn)或者說主要方面是兩大對立政治陣營之間斗爭，核心問題是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管治權，而行政長官職位是關鍵。從2013年開始，反對派以實施“占領中環(huán)”非法行動與拋出“公民提名”等公然違反《基本法》的主張相配合，向中央和特區(qū)政府展開空前激烈進攻。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次要表現(xiàn)或者說次要方面是，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由于歷史因素依然相信西方政治制度和觀念，崇奉在倫敦長逾一個半世紀管治下形成的本地傳統(tǒng)“核心價值”。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當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提上議程時，香港青年普遍為就業(yè)、職位升遷和置業(yè)等問題所深深困擾，反對派趁機推動香港傳統(tǒng)“核心價值”向“本土主義”轉(zhuǎn)變，再推動“本土主義”惡化為“分離主義”，為“港獨”提供思想基礎。

香港沒有也不可能有本地獨立的政治運動。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從1984年形成起就是中國與若干西方國家博弈的局部（就地區(qū)而言）和縮影（就全球而言）。

自2008年以來，人類進入過去500年未曾見過的歷史巨變，全球重心由過去500年一直在西方開始“東移”——移向亞洲。2014年和2015年地緣政治和全球政治格局變化尤甚。面對世界大勢急劇演變，若干西方國家政府應對失據(jù)，對全球和地區(qū)重大事務如此，對香港亦是。從2013年初以來，他們支持香港反對派全力爭取“公民提名”，支持非法“占中”行動，不惜破壞他們建立或參與建立的香港法治秩序。他們低估中國政府捍衛(wèi)國家主權、安全和發(fā)展利益，捍衛(wèi)香港長期繁榮穩(wěn)定的意志和力量，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要價過高。進入2015年，眼看不可能實現(xiàn)過高要求，他們勸說其代理人妥協(xié)。后者雖然不能不考慮老板的全球或地區(qū)戰(zhàn)略利益，卻更必須顧及自己在香港處境。他們收回對特區(qū)政府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是“假普選”的指責，在政治道德上將是輸家。他們改為支持特別政府方案通過，將在今年11月區(qū)議會和明年9月立法會競選中失去相當一部分支持者。他們在6月17日立法會的決定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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