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還是回到那場被有些學者稱之為“世紀之辯”的辯論，我和福山的辯論正好是發(fā)生在八年前的這個時候，2011年的6月。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當時辯論討論的主要內(nèi)容，我想這些內(nèi)容實際上還在影響，以后也會持續(xù)影響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辯論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尖銳的政治問題，比方說民主還是專制的問題、問責制的問題、中國和美國政治制度的未來問題、中產(chǎn)階級的政治傾向問題、西方民主的未來問題、民粹主義問題、世界的文化會不會趨同等等。我想這些問題都會長期地影響中國、美國乃至整個世界。

這場辯論的地點就在上海文廣大廈，離我們這個演播廳不到千米。大家知道福山先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大家，他的著作《歷史的終結(jié)及最后之人》使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jié)了。蘇聯(lián)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

福山：《歷史的終結(jié)與最后的人》  圖片來源：IC photo

所以當時《文匯報》和上海春秋研究院邀請他來，希望他談談國際秩序中新興經(jīng)濟體的作用，然后跟我進行一場對話。我記得他到了文廣大廈休息室，對我們說，他今天想談談中國模式。坦率地講，我們有一點點驚訝，因為這跟我們原來給他的題目不完全吻合。但是這些年來，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lǐng)域，西方話語的滲透非常之深，特別是政治學、經(jīng)濟學、新聞學、法學等。

在與福山進行辯論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國學者和他進行的對話和討論。恕我直言，我覺得那不是對話，更像是“匯報工作”。我們一些學者關(guān)心的是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美國的民主和法治的水平，我將其稱為弱者的心態(tài)。這種弱者心態(tài)使西方很多學者到中國來，真是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美軍入侵伊拉克一樣，所向披靡。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可以發(fā)表意見，他們的意見都被看作是專家的觀點、名家的觀點被廣泛轉(zhuǎn)載和引用。我覺得這種局面應該走向終結(jié)了。

我對在場的《文匯報》負責人說了一句，我說給他一點中國震撼吧。當然，我們雙方都保持了必要的禮貌和互相的尊重，但我們的觀點分歧非常之大，辯論是激烈的，但不失理性。應該說這場辯論已經(jīng)成了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進行的理性對話和正面交鋒的一個經(jīng)典。

時間有限，我在這里就和大家簡單地回顧一下那次辯論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我大概梳理了一下，可能有1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剛才已經(jīng)簡單討論過，就是中國是否會經(jīng)歷“阿拉伯之春”，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未來。

第二個問題同樣尖銳。福山說他研究中國歷史，覺得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碰到好皇帝這個朝代會繁榮昌盛，碰到壞皇帝這個朝代就一蹶不振，他叫做“壞皇帝問題”。我當時的回應是這樣的，即使退一萬步，中國歷史被簡化成“好皇帝壞皇帝問題”，我粗粗算了一下，中國至少有七個朝代的壽命在250年以上，比美國歷史都長，誰也不能保證美國和西方的制度能夠繼續(xù)下去。

我說中國已經(jīng)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解決了他所關(guān)心的所謂的“壞皇帝”問題。中國領(lǐng)導人大都歷任兩三任省委書記，治理過至少1億人口，而且中國實行的是集體領(lǐng)導和民主集中制。像美國小布什總統(tǒng)當政以后，可以隨意地發(fā)動兩場愚蠢的戰(zhàn)爭，在中國這個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小布什在9·11恐怖襲擊以后發(fā)表電視演講  圖片來源：IC photo

第三個問題就是“小布什問題”，這是我提出來的。我接過福山的“壞皇帝問題”，說我現(xiàn)在擔心的不是所謂的“壞皇帝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什問題”。我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但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

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產(chǎn)物，需要進行實質(zhì)性的改革。沒有實質(zhì)性的改革，當時我說我擔心美國今后選出來的總統(tǒng)可能還不如小布什。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國人，歐洲人非常認同我的預測。2017年我們在奈克薩斯辯論的時候，我又回憶了這場辯論的這個觀點，下面掌聲一片。

第四個問題是問責制。福山理解的問責制就是西方那樣每四年進行一次的大選。我當時這樣回應，我說我長期在西方生活過，熟悉西方的所謂問責制，我覺得現(xiàn)在看來這種制度越來越難以真正的問責。我跟他這樣說，中國現(xiàn)在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法治制度。我們從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現(xiàn)在還在學，以后還要學。但是我們的眼光是超越西方模式，因為西方模式有太多的問題，無法做到真正的問責。今天中國進行的問責制試驗和探索，包括了政治問責、經(jīng)濟問責、社會問責、法律問責等等，比西方這個所謂的問責制的面要寬很多。

我當時舉了一個例子，我說在我們的辯論地點，這個會場是在上海靜安區(qū)，這個區(qū)不久前有一棟民居著火了，造成不少百姓生命財產(chǎn)的損失。實際上，這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的一個工程，但由于種種原因，結(jié)果出了事故。我們馬上實行了問責制，有關(guān)的官員、有關(guān)的公司負責人都受到了處理，被繩之以法。相比之下，美國金融危機是2008年爆發(fā)的，我們當時這個辯論是2011年，整整三年過去了，現(xiàn)在是一筆糊涂賬，沒有任何人問責或者被問責。我說美國老百姓財富平均減少了1/4左右，但是沒有任何人被問責。

第五個問題是關(guān)于法治，他說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法治。我說我們一直在探索建設(shè)高質(zhì)量的法治社會，我們也一直在學習西方法治建設(shè)的有益經(jīng)驗，但我們的眼光是超出西方法治模式的。

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對于造成金融危機的那些金融大鱷，美國不僅沒有把他們繩之以法，而且以法治的名義給這些人大量的獎金，上億美元的獎金。為什么？因為美國的法治，這些華爾街大鱷幾乎都和這些公司簽過合同，英文叫“golden handshake”，“黃金般的握手”，就是不管公司是否盈利，離開公司時候，就要付這筆獎金，名義是要吸引一流人才。當時這在美國社會引起公憤，但是他們這個獎金拿的還是心安理得。

中國文化中有一個概念非常好，叫“天”，中國文化“敬天”。這個概念如果翻譯成現(xiàn)代政治話語，那么這個“天”代表的是民心向背，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整體的、核心的利益。我認為我們可能99.9%的情況需要嚴格按照法律來辦，但我們一定要保留一個小小的空間。在涉及民心向背的大問題上，涉及到“天”的問題，涉及到人民整體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會在不違反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做出政治決定，否則就可能是“法條主義”。

治理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相當于100個普通歐洲國家規(guī)模的文明型國家，“法條主義”會出大問題。換言之，我們的法治建設(shè)一定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的。實際上美國今天的“法治”，英文叫作“rule of law”，幾乎已經(jīng)演變成了“律師治”，“rule of lawyers”。律師是按市場價格收費的，這顯然更有利于富人。而且律師在美國已經(jīng)是個巨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使美國國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使許多必要的改革難以進行。

第六個問題是中國模式是否可以持續(xù)。在這個問題上，我給他講了“文明型國家”的觀點，我說“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大周期，中國現(xiàn)在還處在這個大周期的上升階段。西方學者和受西方話語影響大的人預測中國老是出錯，我覺得他們就是讀不懂“文明型國家”的大周期。歷史上中國好的朝代，怎么都是250年、300年，甚至更長。今天的中國不能用朝代來形容，但中國人講勢，勢一旦形成，即使會出現(xiàn)相反的力量、相反的浪花，但扭轉(zhuǎn)不了這個大勢，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我說今天的中國還在自己崛起的初級階段，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