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浪漫的還有，筆者高估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中國學人的學術心態(tài)或學術生態(tài)可能有的那種塑造力，也高估了智識本身對學人、學術市場以及學術共同體的塑造力。與此同時，又嚴重低估了市場和金錢對法律學術、法律實踐的侵蝕與分化，更是大大低估了法學的學科體系其實也是個制度，會頑強地再生產與維護著既有的學科格局和范式。

因此，在中國和平崛起這一大趨勢的推動下，因為法律的社會功能，也因其他相關的更經驗、常常也是更本土的社會科學導向的研究成果的促動，筆者一方面預期，現有法學體系的內部張力會增長，一定會促使法學的變化，特別是一些法學新領域的發(fā)生和拓展；另一方面，覺得法學內部的張力也會更多地折磨那些有更強智識偏好和更自覺理論追求的法律人，甚至有可能令他們更加糾結。就此而言，未來法學發(fā)展的整體狀況未必比1990年代更加樂觀。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fā)展，甚至令筆者對打造有中國特色同時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學體系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多了一絲懷疑。如果說，法律規(guī)則或制度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有效處理人腦很難處理的復雜信息，或是節(jié)省人們交往過程中對巨量信息的需求，那么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這個法律規(guī)則或制度著重關注的核心問題至少會以各種方式被人工智能所覆蓋。換言之，至少在先前因信息不充分而難以規(guī)制的領域，如今則可能被有效規(guī)制了；有些之前依法依規(guī)無法或很難執(zhí)行的案件，因信息充分、可靠和及時，如今則可以有效執(zhí)行了，典型如政府八部門聯合發(fā)布規(guī)定，對特定嚴重失信人限制乘坐火車、飛機。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還可能令部分原先高度疑難的案件不再疑難。在某些案件中機器人法官可能替代傳統法官斷案，即便不必定更明智，卻可能消除或弱化當事人的猜忌，增強司法的公信力。這意味著，在有些問題或領域中有可能從基于規(guī)則的治理逐漸轉向基于信息的治理或干預。只要功能足以替代，有些先前的法律規(guī)則、原則和教義就可能會以不同方式被擱置、遺忘甚或廢棄。傳統合同法中有關要約與承諾的一系列教義，就因互聯網通信事實上被擱置了，有可能被遺忘并最終被廢棄，而一些新的權利和規(guī)則會應運而生。只要眾多法律規(guī)則以不同方式予以變更，從而出現新的規(guī)則甚至新的領域，那么法學體系客觀上就會被重構。

從這個意義上看，法學學科體系的打造，一定不是哪個或哪些學人的事業(yè)，甚至也不是政府相關部門大力扶持就可有效推進，它其實與中國的政治法律實踐緊密相關。甚至還不僅是政治法律的實踐，它也同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變革緊密糾纏。這里涉及的不是或不只是對以往法律知識的復述、傳承、積累和整合(這還有可能通過個人或集體的努力來追求和獲得)，也不僅是法律知識的發(fā)現和創(chuàng)造，甚至涉及眾多非知識的因素，如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力量對法律及相關領域的重新劃分、組合、勾連或剝離，可能因某個或某些難以預期的變量的風云際會而意外發(fā)生。

這類例子在我們身邊已經不時出現。如微信，短短幾年間，文字留言、語音留言、視頻聊天、圖片分享、微信支付以及公眾號，不僅完全改變了人們之間的溝通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在相當程度上也改造了傳統的電信行業(yè)，它化解或弱化了原先的某些法律問題，典型如“話費”問題，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體的法律問題，如個人隱私問題、自媒體問題、微信證據問題。對新問題的法律應對可能借助于先前的法學體系，借助于對現有法學知識的演繹，但并非出自現有的法學體系或法學知識，這些應對總體上會更多地來自對經驗世界的因果判斷和利害考量。

如果人工智能進一步發(fā)展，筆者甚至不得不懷疑，法學人還能否比人工智能更成功地打造有中國特色同時有普遍意義的法學學科體系？！ 如果說“阿爾法狗”的出現根本改變了人類對圍棋的理解格局，那么，就沒有理由排除在相當程度上改變法學話語體系的“貝塔貓”的出現。而高度發(fā)達的人工智能產生出來的法學理論體系和話語，會同時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嗎？ 這兩個詞會不會是一個二律背反？

沿著這條思路深入思考的最后結果，非但不會強化法律學人的學術行動力，從邏輯上看，很吊詭的，這種思考更可能弱化甚至湮滅法學人的學術追求和創(chuàng)造沖動。

未必如此。至少有兩個人性因素，令人類不大可能在人工智能或大數據等科學技術進步面前完全放棄智識的追求。首先，盡管人工智能大數據展示了巨大潛能，我們還是不敢肯定科學技術就不會出錯，足以保證“從此過著幸福的日子”。因此，有重大缺陷或不足的人類智識追求，至少有時會是人類的緊急出口之一。我們有責任注意保留這個緊急通道不被堵塞。

其次，即便“阿爾法狗”改變了人類對圍棋的理解，令圍棋國手的智識成為笑話，它還是不能消除人類個體在下圍棋過程中——只要不作弊——獲得的快樂，仍會有人堅持下圍棋。同樣，即便人工智能發(fā)展出了更有解說力和實踐效果的法學話語與法學體系，也不必然要求或規(guī)定法律學人就應當或必須從此放棄智識追求；甚至都不是為了什么高大上的“堅守”或“信仰”，就因為“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因此，對于認真、務實且有所追求的中國學人來說，打造中國特色同時具有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這個說法，或許就如同張載當年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樣，只因為這是某些學人內心深處自發(fā)的一種使命感，一種志存高遠的追求，即便它無法實現，即便它無力操作。學人只能在其所承繼的學術傳統中務實地研究那些實在的問題，盡可能做能做的事，而不是做想做的事。至少這也會是個提醒，要求中國人文社科學人更多自省和自覺，堅持中國本位，關心中國問題，對問題的所有相關語境條件始終保持敏感，具體地理解和總結中國的經驗。

但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不可能只關注中國；相反，它一定要求有足夠開闊的國際視野，包括社會的、歷史的和文明的。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當代中國的獨特性一定是在國際比較、在歷史比較、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文明的比較中呈現出來。就此而言，中國問題在理解、認知和表達上不會是自身獨立而心無旁及的。基于中國經驗的解說必須具有一般意義，即在不同文化的學人之間，在不同學科之間，是可以經驗感受和理性理解的。這就要求并規(guī)定了這種解說總體上應當是經驗導向和因果導向的，論說方式應當或終將走向社會科學，走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它一定要講道理，這是打造有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的一個關鍵。

但在微觀的層面，這一追求只能依賴學人各自的自主選擇。我們必須清楚，沒有人能對其努力的結果給予承諾和保證，既然有所選擇和堅持，就必須準備求仁得仁，無怨無悔；如此，就一定會有所發(fā)現、突破或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能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過客那樣：“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么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鄙踔粒茈y說這是一種選擇，而不是“認命”。

世界上有些事只能“認命”。這不令人輕松，卻還是可能讓人從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