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社會規(guī)范的關注包括吸納，但更包括限定，因為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guī)范，所有的普遍規(guī)范其實都隱含了某些條件。第五章分析了歷史上中國有關保護個人隱私的一些社會規(guī)范，歧視性的如“為尊/長者諱”，以及普遍性的“揭人不揭短”。我不僅努力指出其發(fā)生的道理，也努力展示中國歷史上，為平衡其他重要利益，這些規(guī)范在實踐中所受到的限制，例如“為老不尊”等。

對社會事實的關注促使理論修正，不限于家庭法或刑法。針對罔顧事實的太意識形態(tài)化和教條化的自由主義法律話語，我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社群主義視角分析了“黃碟案”中被無視的經驗事實(第二章)，不僅重新界定了“黃碟案”的爭點，讓人們看到了那些因為太顯著才不被人看見的此案諸多基本事實，那些對于社區(qū)生活，尤其是農村村落，極為重要但容易為城市生活省略，也確實被一眾法律人的感官過濾的事實。這令我從日常生活經驗層面更切實地理解了，中國是一個各地政治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的大國這一將長期且全面影響中國社會的基本命題，以及這一命題對于中國法治和司法實踐以及法學研究的普遍指導意義。

但也并非都如此莊嚴，也不限于歷史或農村。一則“搞笑”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讓我看到并討論了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的一個問題，與網絡有關，與知識產權有關(第六章)，借用了歐美知識產權法的“戲仿”概念。只是借用，不僅因為當代中國知識產權法中沒有這個概念，盡管中國社會中“戲仿”的做法極為普遍，更因為我并沒太多關注通常與“戲仿”直接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我更關注“戲仿”背后的中國電影批評和電影觀眾消費指南問題。這個問題逼著我走上了“戲仿”研究的“邪路”。但邪路走多了，也可能會有路。所有的路其實程度不同都始于“邪路”。

對舞劇《紅色娘子軍》(以下簡稱為舞劇《紅》)知識產權爭議一案來龍去脈的細致分析(第七章)，讓我有了至少兩番道理質疑法院的這一裁決。一套有關舞劇《紅》的知識產權，另一套有關此案的乃至一般的司法實踐和論說。但最重要的是，這讓我重新反思了現(xiàn)代社會更具一般意義的產權實踐問題。

基于個案的分析，結論卻可能影響更廣泛的法律實踐。在編撰本書時，我發(fā)現(xiàn)重復出現(xiàn)的主題是個人權利自由與家庭、社群、社會利益的沖突。不因為個人的理論偏好，只因為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中國目前40%的人口住在農村，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是村落社群的。即使在城市，社群情感也依然強烈。想想，廣場舞，而不是“起舞弄清影”，就因為“高處不勝寒，何似在人間”!現(xiàn)代工商城市生活是在重塑著個人和社會，個人本位的法律日益增多，但這一變化只是功能性的、回應型的，而不是價值論的或目的論的。即便無法避免，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律/法學人也不能誤以為已經知悉“天意”或“真理”，應當追求，努力以犧牲家庭、社群、社會的權益為代價。因為，首先，真正愿意且能夠實踐原子化個人主義的人更多是社會競爭中的“強者”，這就是民間說的，“有錢，任性；沒錢，認命”。而任何社會，從定義上看，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可能是這類強者。其次，即便成功人士，其實也只有在社會群體中，才可能有效感受自身的成功、榮耀甚或虛榮，才有“任性”的場子。甚至，再極端一點，若無此參照，又何以收獲孤芳自賞，體驗清高和孤獨，甚或憤世嫉俗，遺世而獨立？

這一點對中國法律人特別重要。目前絕大多數(shù)中國法律人非但城市化了，一眾律師和法學家甚至基本已“中/資產階級化”了。我的意思是，其日常交往、收入、生活方式、思想情感與社會中下層有了顯著差別，其話語體系更大程度透著自由主義和個體主義。當個人與社群沖突時，他們更關注抽象的個人，而不是在現(xiàn)有法律制度和法律話語中更容易被忽略的社群和群體。對這類法理問題的敏感，對這類視角的自覺，適度的換位思考是法律/法學人保持接地氣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