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律師拿出了殺手锏，發(fā)出了“柔軟的懇求”，以他自稱“最誠懇的態(tài)度，懇求法庭能夠刀下留人，給張扣扣留下一條生路”，期待法院“體諒人性的軟弱，拿出慈悲心和同理心，針對此案做出一個可載入史冊的偉大判決”。這真是“技術細節(jié)無關宏旨……文科生最擅長的，是抒情”。但，你是律師?。　澳愕娜崆槲矣肋h不懂”！

完全且故意漠視本案以及與本案有關的基本事實，用所謂的名人名言趣聞軼事代替說理，以引證代替論證，以華而不實的修辭、堆砌和“中二”的多情表達，蠱惑不了解案情的公眾，不談實體法，也不談程序法，就胡扯隨意剪輯的所謂法理，捎帶著打個擦邊球，搞點司法政治：讓不會吱聲的社會，讓此刻沒法吱聲的前案法官，來背鍋。徹底地無視本案事實，徹底地不討論可能相關的法律，這份辯護詞根本沒把審案法官當回事，只想放到網(wǎng)上煽情網(wǎng)民。這是份法庭辯護詞嗎？這是個贗品！因為它根本不在意眼前的法庭、本案法官，以及前案法官的判決，以及中國《刑法》的規(guī)定。他根本就沒遵守律師依法辯護的規(guī)則。這個依法不僅指自己的言行要守規(guī)矩，而且辯論的問題和訴求也必須有制定法的根據(jù)！

很顯然，該律師有超出刑法的追求。因為這是在中國，訴諸民意是近年來，少數(shù)律師無計可施時，常用的手段之一，反正中國法官也不可能因為你法庭上無視法官不談法律只煽情就吊銷你從業(yè)執(zhí)照。甚至說不定還真能讓案子翻轉(zhuǎn)——想想2017年“辱母案”的二審。就此而言，這種辯護詞，也算是此案律師心中最好的辯護詞了！想想，若真一一擺開此案的上述基本事實，辯護律師還能說啥？支持判張扣扣死刑？既然收了人家錢，那就總得說幾句吧！還必須大義凜然，慷慨陳詞，那才可能讓通常不明就里、沒時間也沒真打算明就里的社會公眾，僅從辯護律師理直氣壯的姿態(tài)甚至聲調(diào)中，推斷這律師或許真有點道理，至少不可能完全沒有道理。這是修辭學最關鍵的，但與其陳述是否真實絲毫無關，倫理感染力。走出法庭，往網(wǎng)上一放，自己的職業(yè)生涯就多了個很不錯的廣告。我覺得這涉嫌違背律師職業(yè)倫理。

然而，不講有效辯護，僅就其想影響的目標受眾——公眾——而言，這份辯護詞卻是成功的。因為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律師，覺得這辯護詞真不錯，紛紛轉(zhuǎn)發(fā)，甚至為之動容。但為什么？為什么這份沒啥干貨的辯護詞會有如此效果？關鍵在于，辯護律師刪選剪裁了此案的事實，用抽離事實的抽象命題，用情緒性表達，將行兇殺人包裝成了好像還很有點正當性的“復仇”。中國法學教育的重大欠缺也便利了這套把戲——不只是不會擺事實，而是根本不關注事實，煽情，民粹，甚至玩火，根本不關心這樣做的長遠社會后果。

劉強東

再看看劉強東的律師的聲明。檢方已決定不提任何指控，若是普通人普通事件，這類聲明毫無必要。但劉是著名企業(yè)家，公眾人物，涉嫌性侵指控，公眾很容易腦補細節(jié)，添枝加葉，不僅會長期影響劉本人、而且可能影響他的企業(yè)，這就需要澄清一些事實了。因此，就其功能而言，這份聲明也可以說是份“辯護”，但針對的不是檢察官或法官，只是公眾。我覺得這一辯解頗為成功。不動聲色，未做任何評價，聲明中只有一系列清晰、節(jié)制、細致、按時序排列的對事件過程的陳述。除房間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外，每一句陳述都可以得到驗證。這里僅摘錄其中主要的幾段：

“當晚聚餐前，劉強東不認識女方。劉強東及其助理并沒邀請女方參加晚宴，也沒邀請她坐在劉強東身邊。

劉強東的助理買酒供兩場聚會：當晚的聚餐，大約24個人；次日另一晚宴。當晚只喝了一小半酒，14瓶左右。沒喝的酒聚餐后裝回了車上。

劉強東和女方聚餐時都喝了酒。期間女方曾主動向劉強東敬酒，也主動給自己杯中添酒。劉強東沒醉，女方也沒任何行為表明她醉了。

餐后，大家一起決定去某位聚餐人租的房子繼續(xù)聚會。女方主動說想?yún)⒓?，和劉強東一起離開餐廳。女方、劉強東及其兩位助理共乘劉強東該周租賃的一輛SUV，前往那所房子。

在車內(nèi)，助理目睹女方主動與劉強東親熱，沒有任何拒絕或不情愿的表示。

車停在那所房前。兩位下車后，女方主動建議不參加聚會，去女方公寓。劉強東和女方回到車上，女方將自己公寓地址輸入司機的手機，讓司機找到她的住地。

到公寓樓后，女方邀請劉強東進樓。她用自己的門禁卡開了樓門，并示意劉強東進去。女方主動挽起劉強東胳膊走進樓。

公寓內(nèi)一位居民在走廊上看到了女方和劉強東。他注意到劉強東和女方胳膊相挽走得很近，兩人看起來都很高興。兩人看起來都沒醉，女方路過時面露微笑。

房間里發(fā)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該女士全過程都很主動，沒有任何不情愿的表示。”

聲明肯定也省略了某些可作其他解釋的事實。例如，它只提及女方的主動，沒提晚宴上、車內(nèi)和車下雙方的互動，更沒提劉的任何主動。但劉是玩偶嗎？此外，聲明中兩次提及女方“沒有任何拒絕或不情愿的表示”，似乎透出劉有過主動或“積極”的互動。但律師并不打算為劉立座牌坊，只需清除性侵傳言，就夠了！

還值得一提的是，劉的律師是位女性，在相當程度上，這也會增強該聲明對于中國公眾的可信度。

中國的法學院教育因此很需要一種工匠精神。一方面，要培養(yǎng)這種“讓事實說話”的技能，包括這種樸實無華但生動有效的修辭。法學生必須在大量真實和虛擬個案中摸爬滾打，不斷轉(zhuǎn)換設定自己在個案中的虛擬角色，學會從不同角色的視角分析案件和自我利益，分析并解構包括種種法律文件和司法判決書，逐漸養(yǎng)成精細的辨別力和洞察力，不僅能理解自己在某案中的具體角色，也能看穿或預判該案其他角色的各自追求和策略，更重要的是能按自己的角色去行動，去互動，乃至當必要且可能時，有能力超越具體個體的利益視角去行動。這種超越才能避免“匠氣”！而諸如此類的能力，以及這種超越，都不可能從理論本身獲得，不可能從讀書中獲得，無論是正義理論還是司法理論，無論是修辭學還是法律解釋理論。唯一的路，因此算是特定意義上的捷徑，就是大量分析案例，始終保持著對經(jīng)驗事實和話語的敏感、認真和專注。但這一定是一種更多質(zhì)疑的態(tài)度，不是教義學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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