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美國對其盟友陣營有清晰的劃分。

美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擴大盟友圈，但并不是所有的盟友地位都平等一致。其盟友圈大致可以分為核心盟友和非核心盟友；在沒有希望或者成本巨大無法承受時，美國會選擇優(yōu)先放棄那些非核心盟友。

美國的核心盟友是大致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以色列。除以色列外，其他幾國都是種族、文化相同。在這個層面，這幾國之間不僅分享情報，甚至還提供核武器。當然核心盟友由于國力和作用不同，相關“待遇”也有差異，比如英國早就有了美國的核潛艇和技術，澳大利亞今天才剛剛起步。

核心盟友和美國捆得很緊，相互影響也大。比如孟晚舟事件，也就是加拿大能硬著頭皮、寧愿付出巨大代價也要配合美國。而當中國對加拿大重手回擊之時，美國最后的妥協(xié)也不排除照顧加拿大利益的可能。

第二類盟友就是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老歐洲以及東亞的日本、韓國。

它們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不是美國的核心盟友，而且雙方經(jīng)常會有沖突。比如2003年法國就和德國一起反對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美國在利益需要的時候也會選擇犧牲這些盟友的利益。

可以說，美國對于其歐洲盟友并不完全相信，利用起來也很麻煩，不順手。這也是為什么不管是奧巴馬時代還是特朗普時代，都會監(jiān)聽歐洲盟國領導人手機的原因。

第三類盟友則是階段性的、投機性的盟友，會隨著形勢變化而選擇親近或拋棄。其中包括南越、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中國臺灣等某些國家、地區(qū)。冷戰(zhàn)時和中國的關系也屬于此類。

正是由于美國對盟友采用不同等級分類，所以一些時刻對某些盟友的背叛或拋棄，并不影響其全球戰(zhàn)略布局，其盟友體系也能仍舊保持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

最后一點，即美國建立盟友和協(xié)調(diào)盟友的手段多樣，富有實用性和靈活性。

美國建立盟友的手段既有形而上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也有形而下的共同利益——除了共同的經(jīng)濟利益，也包括設定共同的敵人和威脅。同時這些手段非常靈活，不拘泥于特定規(guī)則。

比如冷戰(zhàn)時為了對抗蘇聯(lián)，美國不惜和意識形態(tài)完全相反的中國結盟，扶持菲律賓、韓國、智利等軍事統(tǒng)治的政權，二戰(zhàn)后的“馬歇爾計劃”援助也包括西班牙法西斯獨裁政權。

協(xié)調(diào)的手段除了常規(guī)的外交以外，主要通過建立國際機構組織，如G7、北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G20，也包括剛成立的美英澳新安全同盟、美印日澳四國集團等。在什么時候成立什么集團，基本上是隨著美國的當下需要而調(diào)整和創(chuàng)新。

美國的條約盟友，地位最高的是北約，它有兩個獨特之處：一是沒有免責條款，即締約國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放棄履行條約義務，這和《美韓共同防御條約》、《澳新美安全條約》、《美洲國家組織憲章》、《美日安保條約》等有所不同；二是忠誠條款，即締約方不得參加有悖于該公約宗旨的其他條約。

與此相對的是，美國在1989年還發(fā)明了“主要的非北約盟友”（a major non-NATO ally)概念。

這一范疇最初包括澳大利亞、埃及、以色列、日本和韓國，后來也包括約旦、新西蘭、阿根廷、巴林、菲律賓、泰國、科威特、摩洛哥、巴基斯坦、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烏克蘭、突尼斯、巴西、中國臺灣以及過去的阿富汗等國家和地區(qū)。

這些成員可獲得軍事和金融援助，也享有北約成員武器輸出控制法案的豁免權。美國總統(tǒng)在通知國會后30天內(nèi)就可以將一個國家或地區(qū)指定為“主要非北約盟友”。

這手法，要比前蘇聯(lián)的盟友政策高明很多，成效也不一樣。蘇聯(lián)盟友政策的后果是成員國離心離德，蘇聯(lián)不得不兩次動武去維持，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道義和經(jīng)濟代價。同時這些盟國還成為蘇聯(lián)沉重的負擔，雙方在一起并沒有起到1+1＞2的效果。即使是中國這樣重要的盟友，蘇聯(lián)竟然也能在冷戰(zhàn)最激烈的時候丟掉。

當然，美國是依靠戰(zhàn)爭崛起的，所以軍事手段也成為其建立盟友和維持盟友的重要方式。比如美軍在役兵力約140萬，海外軍事基地大大小小一共有374個，遍布140多個國家，常年駐軍30萬人上下。一個主權國家一般是不會允許外國在其領土上駐軍的，如果允許，往往體現(xiàn)了它和美國的密切關系。

位于日本沖繩縣的嘉手納空軍基地，是美軍在遠東地區(qū)最大的空軍基地（資料圖/維基百科）

雖然美國的盟友戰(zhàn)略是富有成效的，但它也有一個難以解決的缺陷，即國內(nèi)政治。美國國內(nèi)政治對其盟友戰(zhàn)略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層面：

一是選舉有可能選出“不靠譜”的領導人。隨意“退群”的特朗普即是典型案例。

二是民眾對外交的影響。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tǒng)十分悠久。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民意就一直反對參戰(zhàn)；今天的拜登對于重返奧巴馬時期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xié)定》（CPTPP）保持謹慎態(tài)度，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對這種社會思潮的顧慮。

整體而言，雖然美國的盟友政策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比較來看，美國的盟友戰(zhàn)略還是相當成功的。它有清晰明確的盟友意圖，有靈活的手段，有成熟的機制，基本上參與者也都能從中受益。

相信在未來的中美戰(zhàn)略博弈中，美國的盟友依舊會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于這點，我們要有更多的重視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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