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奧托·馮·俾斯麥宣告了第一個近現(xiàn)代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它終結于1918年的西線戰(zhàn)場。德意志第二帝國是在兼并與閃電戰(zhàn)中形成的，它經(jīng)歷了七年糟糕的歲月，從德奧合并到地堡，追隨著希特勒和他的狂徒而衰亡。

德意志第三帝國則完全不同。它放棄了軍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神秘主義，通過和包括它的老對手法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利用民主和官僚相結合的手段，在三代人的時間中緩慢而艱難地建構起來。如今德國在歐洲大陸穩(wěn)步發(fā)展，但德國的力量卻悄悄地、間接地、含蓄地施行著——當需要出擊的時候，德國采取的是經(jīng)濟上的最后通牒，而非軍事上的威脅或種族統(tǒng)一主義。

勃蘭登堡門（圖/紐約時報）

但它的體制在許多方面仍然是帝國性質的。柏林和布魯塞爾的掌權者們對這個由多語言、多民族、多信仰的半主權國家組成的蔓延物，施行著絕對非民主的統(tǒng)治權威。因此，在將歐盟視為一個自由世界主義項目的同時，也將它視為一個德意志帝國，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它最終如何衰落。

自“大蕭條”以來，這種衰落的可能性一直困擾著歐洲大陸，經(jīng)濟危機、解體的威脅，已經(jīng)從巴爾干半島的外圍國家蔓延到了日益民族主義的東歐國家，以及一個追求“退歐”的英國?，F(xiàn)在，隨著一個民粹主義聯(lián)盟對意大利政府的接管，它已經(jīng)到達了最初的歐盟項目的核心。

由于這場危機已經(jīng)發(fā)展并包含了超越經(jīng)濟層面——尤其是移民和民族的身份認同——的不滿，它被越來越多地作為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之間的沖突、自由與專制的矛盾。從唐納德·特朗普的選舉開始而書寫自由主義衰亡的浪潮中，歐洲和美國經(jīng)驗趨向于交叉為一個民主價值觀受到民族沙文主義和準強權者——普京模仿者威脅的故事。借用一個常見的比喻，用自由的民主制度中的民主部分作梯子，然后毀掉自由的部分。

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圖/視覺中國）

這個故事有一定的道理。莫斯科和許多俄羅斯西部的民族主義者們之間有著意識形態(tài)上的的聯(lián)系和資金流。歐洲聯(lián)盟中最有權力的民粹主義者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明確表示，他打算用一種“基督教民主”取代自由民主，看起來可疑的像是實際上的一黨統(tǒng)治。

但是，如果對歐洲團結的考驗感覺像是對自由民主的考驗，那么它只在某些條件下看是一個錯誤。這也是一場各國對抗帝國的斗爭，歐洲小國反對德國統(tǒng)治與北歐利益的斗爭，民粹主義政黨被選擇來抵制中央試圖在沒有投票權的情況下強加給周邊國家的政策。而且，如果帝國的一面沒有被德意志帝國的核心領導人不明智地利用，那么歐洲體系中自由主義的一面將不會受到如此大的壓力。

這場災難性的帝國境況首次出現(xiàn)在“大蕭條”時對歐洲南部實行的財政政策，盡管德國銀行家滿懷信心地將這一政策視為理智的必須，并且不允許各成員國政府反對它，這一政策顯然對德國經(jīng)濟比意大利或西班牙或希臘更有意義。

同樣的境況在移民問題上反復出現(xiàn)，安格拉·默克爾制定移民政策，為德國過去的種族罪行贖罪，同時也希望振興老齡化的社會。其他歐洲人對她對難民和移民敞開大門的抵制，和對德國總理及她的崇拜者移民政策的拒絕，是民粹主義者贏得退歐公投勝利、贏得意大利政權的眾多原因之一，也是民粹主義政黨得以在布達佩斯和華沙掌權的主要原因。

最近兩篇文章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由世界銀行前首席經(jīng)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撰寫的一篇短文，和《美國利益》執(zhí)行主編達米爾·馬魯?？耍―amir Marusic）所寫的長文。米拉諾維奇描述了波羅的海到愛琴海區(qū)域的大部分東歐國家都很高興加入了歐盟，然后發(fā)現(xiàn)它們與歐盟核心的矛盾：

“當一個人在愛沙尼亞和希臘之間畫條線時……他會注意到現(xiàn)存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某些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被帝國所壓迫：德國（或更早的普魯士）、俄國、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所有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地都在為擺脫帝國的壓迫而斗爭……它們的歷史基本上都是為國家和宗教解放而無休止的斗爭?！?

米拉諾維奇接著說，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shù)都經(jīng)歷了1989年的事件，主要作為民族解放，其次才是自由主義原則戰(zhàn)勝極權主義或專制主義的勝利。從1989年開始，民族國家趨向于民族同質性并為此自豪，他們的政治獨立和共同的身份認同不可分割地聯(lián)系在一起。

因此近來解放的國家會欣然接受歐盟自由主義計劃也不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了，因為它似乎并沒有威脅到它們長期的主權或它們剛剛恢復的身份，而且可以提防似乎可以毀掉它們最近所得的國際性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