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貓鼠游戲”的常規(guī)程序

在情境術語中，城管執(zhí)法規(guī)則實際上是城管和小販在“貓鼠游戲”表演過程中預先確定的行動模式，可稱為“角色”或“常規(guī)程序”。[53]在街頭空間中，城管和小販已經發(fā)展出了一種社會關系，形成了特定的權利與職責。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所扮演的“貓”“鼠”角色，包含著諸多角色；不同角色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向社會展示。

在“貓鼠游戲”的隱喻結構中，“貓/鼠”隱喻的社會關系是“支配者/被支配者”關系。在街頭空間實踐中，城管和小販對這一社會關系的解讀甚為復雜，它包含著多重角色認知。

①執(zhí)法者/違法者關系。城管作為一個行政執(zhí)法機構，其工作人員習慣于將小販治理行為界定為執(zhí)法活動。在“貓鼠游戲”過程中，城管總會在有意無意間宣示其執(zhí)法者的身份、制服、裝備，乃至于“不容分說”的動作、語言等等，都是執(zhí)法者角色扮演的“道具”。通常情況下，執(zhí)法者身份的建構建立在違法者身份認定的基礎之上。城管通過宣讀法條、貼上溫馨提示單或某些情況下說“你在犯法！”，給小販貼上了“違法者”標簽。在一定程度上，城管在街頭空間中的支配地位，是通過執(zhí)法者/違法者的關系建構來實現(xiàn)的。只不過，小販在通常情況下并不接受“違法者”標簽；[54]

②管理者/越軌者關系。就城管執(zhí)法的實際而言，城管部門在更多情況下將自己的角色限定為“管理者”。從管理者的權利和職責看，城管仍然保持了對街頭空間的支配權利，但其工作職責主要是維持普遍認可的秩序，而非簡單地遵從法律規(guī)定。通常而言，管理者更愿意將小販視作“情有可原”的“越軌者”；而絕大多數(shù)小販也更愿意接受這一角色定位。[55]

管理者/越軌者的關系定位，符合街頭空間特質，即“違規(guī)”是城市中共享的社會空間，它借用道德主義消解法律主義。[56]在這個意義上，貓鼠游戲就不再是簡單的執(zhí)法活動，而是執(zhí)法者綜合考慮政府、小販、市民等各個利益相關者對公共空間的訴求，建立和維持一個穩(wěn)定的街頭秩序；

③服務者/求助者關系?！胺照摺笔浅枪懿块T近些年來為回應公眾質疑、增強合法性而建構起來的社會角色。“服務者”角色一直隱藏在群眾路線中，這一角色的重新建構，為“柔性執(zhí)法”實踐提供了依據(jù)。[57]客觀結果是，城管對“服務者”角色的建構，激勵了小販極力凸顯其“弱勢”身份，“求助者”成為小販最為普遍的角色認知。[58]

在“貓鼠游戲”中，城管和小販的角色認知逆向而行(見圖5)。為了爭奪街頭空間的支配權，獲得情境定義主動權，他們往往按照對自己最為有利的角色認知行動。就“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實質關系而言，城管支配權由大到小的序列是“執(zhí)法者→管理者→服務者”；而小販支配權則在“違法者←越軌者←求助者”間排序。

據(jù)此，城管和小販對各自的角色認知，很多情況下是錯位的。即，城管“執(zhí)法者”角色的建構往往建立在小販“違法者”的標簽化上；但小販恰恰并不認可自己是“違法者”，對城管“執(zhí)法者”的角色認知也最弱。而小販最為普遍、也最為強烈的角色認知是“求助者”，繼而對城管的角色期待是“服務者”，但城管恰恰不太認可其“服務者”的角色。就“貓鼠游戲”的實踐形態(tài)而言，“執(zhí)法者/求助者”和“服務者/違法者”反而是常見的角色互動關系。當然，在“各退一步”的意義上，“管理者/越軌者”的角色互動關系是雙方都能接受的認知模式。

故而，“貓鼠游戲”情境往往是城管和小販角色互動過程中的“臨時妥協(xié)”——城管和小販通過選擇合適的行動圖示，共同促成了游擊、對峙、淪陷、沖突等情境，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對這些情境的定義具有真實一致性。

游擊、對峙主要體現(xiàn)的是“管理者/越軌者”角色互動關系，它符合那些游戲經驗極為豐富的城管和小販的情境定義。但對于具有進取心的城管以及新入行的小販而言，這一模棱兩可的情境定義并不一定符合他們各自理想的角色認知。前者認為自己是具有絕對宰制力的執(zhí)法者，后者則認為自己是需要照顧的“弱勢群體”。

他們之所以共同接受游擊、對峙等情境定義，是因為在某個特定的問題上，一方的觀點為另一方接受。比如，盡管城管和小販都希望全面、持續(xù)地控制街頭空間，但時間差、交叉地帶等客觀存在的“邊界區(qū)”，導致任何一方都無能力完全占據(jù)，這是游戲共識。

淪陷、沖突體現(xiàn)了“執(zhí)法者/求助者”和“服務者/違法者”間的角色沖突，這兩個情境在“臨時妥協(xié)”的意義上，似乎并不成功。只是，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兩個情境同樣是城管和小販“運作一致”的結果，他們的一致期望是避免發(fā)生情境定義的公開沖突。具體而言，盡管身處于沖突、淪陷情境中，但雙方都不認為這種情況是合理、可持續(xù)的。無論哪一方在特定情況下制造沖突情境，都僅僅是為了通過沖突來重新確立支配權，在下一輪的游戲中獲得先機而已。[59]

并不是說所有情境都是城管和小販“臨時妥協(xié)”或“運作一致”的結果。尤其是沖突情境，它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真實反映了情境定義的崩潰。就筆者所經歷的執(zhí)法沖突事件而言，沖突大多源自于那些無意的動作(如雙方的挑釁性言行)、不合時宜的闖入(如圍觀者、媒體的介入)，進而制造了在場人的慌亂、不安、尷尬、緊張等情緒。[60]換句話說，沖突并非城管或小販一方有意制造的，而是意外因素導致了情境轉化。

游戲意識源自于游戲經驗，是游戲空間客觀結構的產物，并使游戲獲得一個主觀意義。[61]城管執(zhí)法過程并不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guī)行事，而是遵循“貓鼠游戲”規(guī)定的行動圖示，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熟悉了街頭空間特質，對各自的復雜角色有清醒認識。由于雙方對理想角色的認知并不相匹配，他們的情境定義因而具有“臨時妥協(xié)”特征，這導致情境轉化成為常態(tài)。故此，“貓鼠游戲”雖由一系列原則和行動圖示等構成的常規(guī)程序控制，但游戲過程卻是隨機且充滿偶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