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一】

近十幾年，教育減負的議論甚囂塵上。各級政府為了回應這種呼聲，從教學到考試、從課內(nèi)到課外，出臺了一批批限制性政策，卻陷入久治不利的困局。學生的學習狀態(tài)未見實質(zhì)性改善，甚至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2018年起，為了徹底封堵“校內(nèi)減負校外增負”，教育主管部門已經(jīng)不得不宣稱要一一審核多如牛毛的民間輔導的教學內(nèi)容是否超標。眼見這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要問，減負之路究竟是走到了最強攻堅階段，還是已經(jīng)日暮途窮？是時候徹底反思該不該把它作為我們的教育改革目標。

以日本為鑒，警惕寬松教育

同樣是人口稠密、民眾普遍重視教育與學歷的東方國家，相似減負的政策日本已經(jīng)實施了30年，幾乎達到了全系統(tǒng)阻截教育競爭的結果，得到的卻根本不是期望的局面：

第一，“寬松教育”政策直接導致日本公立學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營教育機構過度擴張。其中最成功者運用商業(yè)手段，把進取的志向變成應試焦慮，通過超量教育、過度補習把焦慮變現(xiàn)，從而實現(xiàn)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寬松教育”政策下，由于正規(guī)公立學校無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這導致優(yōu)質(zhì)的基礎教育變得越發(fā)昂貴，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全社會的教育不公平擴大。過重的教育負擔進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第三，國民學力顯著下跌，“寬松世代”難以成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關政策不僅降低了學業(yè)的達標底線要求，還完全不為優(yōu)秀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由于反對大規(guī)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而取消了學習成績優(yōu)秀所帶來的榮譽感。久而久之，寬松無壓力的成長觀念靡然成風，刻苦學習、拼搏進取、追求卓越確成了不健康的邊緣少數(shù)。過去30年間，日本教育寬松是寬松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欲和進取心、受不了批評、害怕?lián)熑?、整體學力衰弱的“寬松世代”。這種國民性的改變令40歲以上、以勤勉苦干著稱的老一輩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記者會上正式承認推行了30年的“寬松教育”失敗，明言“現(xiàn)行教育與當初所期待的寬松教育及其本質(zhì)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學將不再削減學習內(nèi)容，并將從2020年開始全面實施“去寬松化”的新課標。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寬松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師資隊伍支撐，但今天的年輕教師正是長大了的“寬松世代”。他們習慣了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成長，根本不知道該怎么嚴格要求、重視質(zhì)量、重視挑戰(zhàn)。從緊入松易，從松入緊難。日本的例子提醒我們：教育政策的慣性很大，徹底轉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過程，因此不可不慎。

日劇《寬松世代又如何》劇照

教育減負與大國使命背道而馳

從結果來看，日本的“寬松教育”政策實現(xiàn)了教育的寬松化，但在中國，類似的“減負”政策卻使學習負擔越來越重。這是由于中日兩國的社會情況有兩個質(zhì)的差別。

第一，高等教育的選拔性是大國教育系統(tǒng)的命脈。日本由于多因素交疊，已經(jīng)丟失了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選拔性，而中國則沒有。中國目前的高考競爭激烈，本科文憑（特別是一流大學本科）仍有社會公認的含金量。而在日本，由于18歲人口銳減以及多年來高校過度擴招，上大學變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學業(yè)不充分的學生只要交得了學費就能讀到本科。這種情況下，整個基礎教育的弦松脫了，還動搖了高等教育的“選拔性”這一起點。這種關鍵文憑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應當警惕的。當然，這不完全是寬松教育政策帶來的效果，而是人口銳減和高校過度擴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國、強國的教育體系必須保有積極健康的人才選拔系統(tǒng)，這是國家獨立自強，進而有資格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所在。許多人羨慕芬蘭等北歐小國的教育系統(tǒng)具有低選拔、低競爭性的好處，這是完全沒有理解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使命。小國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雖然教育競爭不激烈、升學壓力小，但代價是整個國家的人才資源支撐不了健全的產(chǎn)業(yè)體系，只靠自己無法擁有一流的科技與國防實力，從而受制于大國主導的產(chǎn)業(yè)分工和經(jīng)濟布局。

正如托克維爾早就指出的，小國的特點就是生活相對自由而幸福，但代價是無力維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歷史上，日本考試競爭激烈的時期與國家經(jīng)濟增長迅猛、大國雄心上升的時期存在某種一致性。如今日本的關鍵文憑貶值，高等教育選拔性丟失，看似是教育問題，實則是國勢衰頹的表現(xiàn)。它給我們的教訓在于：“寬松教育”和“科教興邦”不可兼得。

第二，日本的“寬松教育”是一種“安逸富貴病”，然而中國人民總體上心態(tài)強健，認同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日本“寬松教育”的民意基礎在于大多數(shù)民眾生活富足后不忍心讓孩子參與學歷選拔的殘酷比拼與野蠻競爭。日本在上個世紀就實現(xiàn)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2002年更達到普及水平，全體人口中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遠高于中國。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教育供給也非常均衡，經(jīng)濟均質(zhì)化程度很高，全社會的競爭和階層流動的焦慮感都不太強烈。這導致國家人才系統(tǒng)的活力大幅降低。

中國的社會結構、發(fā)展階段都與日本不同，基于學歷的社會流動還有很大空間，同時教育水平也還存在較大的地區(qū)差別、城鄉(xiāng)差別和校際差別。中國至少有兩個群體的民眾不信任“減負”。其一是數(shù)量龐大的為造就家中第一代大學生而竭盡所能的家庭，他們相信通過艱苦的競爭可以獲得公平的向上流動機會，改善生活境況。其二，許多城市家庭雖然已經(jīng)擺脫了物質(zhì)的匱乏，但希望通過比較公平的、唯才是舉的方式來獲取相對較好的教育資源。他們承認學業(yè)負擔是向上流動改變命運必須付出的代價，從而抵抗“關系”、信息不對稱和金錢等不公平的上升途徑。

曾經(jīng)被報道的“衡水中學現(xiàn)象”，正說明這種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學生”的需求在目前依然巨大。而近幾年城市教育培訓機構的迅猛發(fā)展，甚至成為市值超過百億的上市公司，則可謂第二類群體的奮斗寫照?？梢哉f，中國民氣尚存，減負呼聲雖響，但尚未成為全民共識。在當今中國，參與學業(yè)競爭的意愿之強烈，根本“堵”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