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川國芳繪 隅田川賞櫻屏風（江戶時期）

進入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供奉歷代將軍神主的上野寬永寺移植原產吉野的山櫻，由此形成了江戶地面上的第一個賞櫻名所。此后，在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的努力推廣之下，御殿山、飛鳥山和隅田川上成為了江戶最負盛名的三大賞櫻名所。庶民群集賞櫻和在櫻樹之下宴飲的習俗也漸漸風行了起來。當時，在賞櫻名所種植的以吉野的野生山櫻為主，不僅生長的時間較長，而且花朵也不是很大。從觀賞的角度來說，這并非是一種理想的品種。因此，人們也曾嘗試使用原產于伊豆半島的大島櫻，也曾經用山櫻和大島櫻嫁接培養(yǎng)出了專門用于賞鑒的品種八重櫻，但這兩各品種在江戶時代都沒能得到推廣。

在幕末和明治之交的1860年代，江戶的染井村以吉野山櫻為母本進行嫁接改良，終于培養(yǎng)出了具有生長迅速、花形美觀和花朵同時盛開這三大特點的櫻花名品“染井吉野”。 “染井吉野”在五年之內便可以長到10米左右，相比之下，普通的山櫻需要10年才能達到這個高度。不僅如此，“染井吉野”的花朵也明顯比山櫻大不少。因此，“染井吉野”這種能夠營造出滿園花開美景的品種，從1882年首先在青森縣弘前市的弘前公園內移植成功之后，經過一代人的功夫取代了原有的野生山櫻，擴散到了日本全國。當然，“染井吉野”也得益于東京作為首都得天獨厚的示范作用，在日本唯有不敢居于東京之下的京都和大阪遲遲沒有引種。

明治時代初期的賞櫻花會

直到明治初年，日本人對櫻花的喜愛仍然是基于自然的審美和文化積墊。然而，隨著明治維新的深入，在日本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尋求能夠體現“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主體性的象征物的時候，櫻花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民族主義”的色彩。自1890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以后，“吉野櫻”成為了明治國家正統(tǒng)性和統(tǒng)合民心的象征物。甚至成了盡忠效死的軍人精神的象征。今天很多人耳熟能詳的“櫻花乃萬花之王，花是櫻花、人是武士”的話，便出自于在1905年海軍教育本部編寫的思想教育手冊《海軍讀本》之中。

根據《靖國神社志》的記載，從1891年開始，位于東京九段坂的靖國神社開始正式種植“染井吉野”。今天的人們大概不會想到，日俄戰(zhàn)爭之后靖國神社種植的勝利紀念樹并非櫻木而是更具西方軍事傳統(tǒng)的月桂樹。彼時，“染井吉野”被大量種植，主要還是因為成長速度快的優(yōu)點。但是，隨著日本在1920年之后迅速邁向軍國主義的方向，諸多生搬硬造的所謂傳統(tǒng)，將櫻花和戰(zhàn)爭、犧牲等宏大的主題攪在了一起，以至于原本輕松的游園賞花變成了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殿堂，甚至成為了自殺飛機的名字。只有戰(zhàn)爭的失敗，才使得櫻花再度成為普通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內容。

清森縣弘前天滿宮前盛開的染井吉野櫻花

最后，筆者想再來談一談有關“染井吉野”的發(fā)源地爭端的問題。濟州島上類似“染井吉野”品種櫻花的存在是在1912年為德國植物學家肯內所確定的。1923年，東京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小泉源一首次提出了“染井吉野”發(fā)源于濟州島的學說。近些年來，韓國方面開始在國內大量種植“染井吉野”（韓國人稱為“王櫻”），以營造韓國國內的櫻花文化。不過在1945年光復之時，種植在韓國各地的“染井吉野”作為“日帝殖民”的罪惡象征在短時間內被砍伐殆盡。歷史有時真是沉重而復雜的。

在眼下這個賞櫻的佳季，還是讓我們懷著一顆純粹的愛美的心，來欣賞大自然賦予我們全人類的櫻花的美罷。